西学东渐是什么意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注
1,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国两个时期之中,欧洲跟北美洲还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

中国译书的最早活动,始自介绍外来宗教。近代译书则起于鸦片战争前后,它不仅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宗教,而且广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斥和抗拒,到逐渐接受,甚至有人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借由来华洋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他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应用科学、科技、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一、译书的缘起

五四运动时,左翼激进派知识分子接受了俄国马列主义,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西学东渐之一部分。

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输入。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笔者注),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此,两汉之际,大月氏等国的不少僧侣直接来华传教译经,使佛经以口授的方式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东汉定都洛阳,统治阶级上层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据传东汉明帝时派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经,后来蔡愔与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至桓、灵帝时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都先后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唐时佛教继续发展,译经事业达到超出前代新的境地,唐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回国后译经75部,1335卷。故后秦名僧鸠摩罗什、南梁真谛和唐玄奘,被范文澜先生并称为中国佛学的“三大译家”。汉唐时期的译著以佛教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人,但“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1]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本条目所探讨的西学东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明末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著在中国出现,标志着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结果,利玛窦等人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士绅、官僚社会。可见,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以知识传教为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利玛窦用中文撰述和译书不下20种。在天文、历算方面,译有《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等书,介绍了宇宙体系;在数学方面,译有《同文算指》、《几何原本》等,此为明清之际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数学著作和笔算著作;在地理方面,译有《万国舆图》、《万国图记》,为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始,由此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此外,他译的《西国记法》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有关心理学的著作。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除利玛窦外,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均从不同角度译著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物理、气象、医学等方面的书籍。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了耶稣会士的译述工作。当时的译书办法是中西结合,即由西方人口述,华人笔录。在这些中国学者中,徐光启于1605年开始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科学著作不下10种,著名的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李之藻不仅与利玛窦等人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还编有《天学初函》收西人译著19种,为最早的一部关于西方学问的中文丛书;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的《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传播宗教,因为作为执行教会组织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为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入。欧洲传教士递航东来,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相对放缓,部分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废除利玛窦规矩,禁止祭祖),引起雍正朝廷及民间反感,导致禁教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二、近代译书的变迁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著《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作为第三次外来文化大输入重要渠道的近代译书,开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战前为少量译书,战后为大量译书。近代译书的发展,大体上分别由教会、官方、民间三方面力量相互交替进行,其主次地位,在不同时期依次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基本上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天下;19世纪60年代以后,为教会出版机构与官方出版机构并峙,但以官方译书机构为主;19世纪末开始,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空前兴盛,私人译书成为主体。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清道光十五年,梁廷枬(1796—1861)受聘任《广东海防汇览》总纂和《粤海关志》总纂,得以浏览有关西方经贸与文化的大量资料,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介绍美国国情的专著《合众国说》三卷以及《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苍(伦敦,在此泛指英国)偶说》等著作,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各国历史与文化的真貌,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梁廷枬之后,又有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国人眼界。

传教士的译书

由于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明末清初的译书活动,由于罗马教廷的内部纷争及清初的闭关政策被中断了数十年。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不过,这些传教士已不属于天主教耶稣会,而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第一个来华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达中国。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自1808年起,马礼逊等人开始翻译《圣经》,直至1823年,一部中文全译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问世。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传教士在译书方面的另一项工作是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主要有: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大英国统志》、《万国地理全集》、《贸易通志》等。这些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译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不能与以后的译著相比,但这是近代译书的开端。这些译书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也为后来的译书打下了基础。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但本条目主要探讨至五四前后。

早期传教士的译著,多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机构出版,最初在中国辖区之外开办。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教。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的口岸城市,此后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团体,专门从事编译出版活动。至19世纪末,教会主持的译书机构约有十余处,著名的有: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商人、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墨海书馆。其前身系英国伦敦会在马六甲等地办的印刷所,1843年迁入上海,主办人麦都思。译员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中国译员有李善兰、王韬等。该馆以出版宗教读物为主,50年代后陆续出版少量的科技书刊约30余种。其中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艾约瑟与张福德合译的《光论》、韦廉臣与李善兰主译的《植物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学术译著。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利玛窦所撰写的《天主实录》、《坤舆万国全图》以及他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著作对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华书馆。美国长老会办,1844年在澳门设印刷所,第二年迁入宁波,取名“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上海后改名为美华书馆。该书馆设备精良,技术先进,规模较大,最多时有工人200余名,至1913年前后50年发行书40万册。美华书馆所出书籍,除了宗教读物外,也有不少科技书籍,如:《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地理全志》、《五大洲图说》等,许多书籍被教会学堂采用为教材。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军人查理·乔治·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5年改名为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97年广学会自称,数年来“编印各书籍八十九种”。近有学者估计,从1887年至1911年,广学会共出书461种,其中宗教书籍与非宗教书籍约各占一半。[2]广学会不仅所编史地、理化、宗教、伦理方面的书多被当时学堂所采用为教科书,而且编印的一些政治书籍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相当广泛。有如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风行海内,朝野争读。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明朝时有香山县人郑玛诺(1633年—1673年)、南明朝廷永历皇帝使臣陈安德,清朝时有沈福宗(1657年-1692年)、黄嘉略(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樊守义(1682年-1753年)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康熙五十一年,满清使臣图理琛出使俄罗斯,看望那里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1715年返京,1723年用满汉文字刊行《异域录》,介绍沿途所见山川形势﹑动植物分布﹑河流水文﹑村落居民﹑器用风俗等。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近代西方教会译书的目的,其初衷仍然是为宣传宗教,他们夸耀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就,是想“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3]然而,历史早已翻过了旧的一页。与此前相比,传教士东来的背景更为复杂,除宗教的动因外,政治的动因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传教士是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先头部队出现的,而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到中国后,不少传教士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鹰犬。但是,武力上的优胜,并不等于信仰上的征服。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所以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数量不多,发行不畅,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逐步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可见,传教士的东来,确曾使中国人民的苦难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加重,但受西学东渐潮流的驱使,传教士在其活动的具体实践中,长期采用了学术为媒的手段,却在客观上传播了科学这一真正的福音。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铖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写《扶桑游记》。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1883年至1884年文人张祖翼旅行英国,著有《伦敦竹枝词》作于1884年,记录了他在伦敦的各种感受,其中包括对英国议会政治的描述。

官方译书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1866年恭亲王奕䜣派官员斌椿以及4名同文馆学生,跟随英国人赫德考察欧洲12个国家,斌椿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总理衙门记名海关道满人志刚随美国人蒲安臣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以传教士为主,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活动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官方为主。清政府的官方译书活动始于1839年,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雇佣一批翻译人员,从事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以作为情报,除了自用,还抄送同僚参考,有的还直送京师,进呈御览,并译有《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四洲志》在闭塞已久的社会中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大势的窗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入一些其它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于1844年出版,被视为有关西洋最权威的编著,在中国、日本广为流传。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著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曾纪泽(著有《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黎庶昌、徐建寅、黄遵宪、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林乐知、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等人。甲午战争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像,因此不赘述。

尽管近代中国官方译书从林则徐便已开始,但是严格地说,由朝廷出面设置机构,组织人员,长时间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朝廷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等,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诚等。

同文馆又称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1862年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官方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该馆没有印刷所,出版中文译著。同文馆历年编译了有关语言、西洋制度、历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26种。从译书数量上说,是除江南制造局以外,由官方主办的最大的译书机构。由于该馆以培养外交译才为主,因此,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包括各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时论为主,自然科学的译著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并且在晚清学术界影响不大。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官方译书机构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该馆由曾国藩奏请,于1868年6月正式开馆,译员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衡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李凤苞等,外籍译员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伟烈亚力等。与同文馆相比,由于宗旨的不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据该馆自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1908年的40年中,共译书158种,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书18种;军事方面的书32种;商学书8种;科技书90种;附录10种中,除每年4册的《西国近事汇编》外,其余仍为科技书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5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

自中央设馆译书后,沿海地区相继仿行。主要有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北京海关税务司等。这些机构均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制造、驾驶技术并译刊西书。直到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还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局于南京。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

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对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认为:“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4]尽管梁氏所说难免过于狭隘,但官方译书还是有所侧重的,主要以应用科学为主,重点是在兵学知识、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只有外国历史、地理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书受到重视。这和当时的国内需求和朝廷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强调的是“中体西用”。然而,“西用”一旦被引进国内,就必然会与封建主义的“中体”发生矛盾,并且终将瓦解和突破“中体”。这一客观发展趋势决不是封建官僚们的主观意志所能够转移的。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民间译书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商办民间私家出书剧增,译书不再由官方译书机构所专营。由于甲午战败,国运艰辛,救国之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使得这一时期的译书活动,呈现出比以往更为绚丽的色彩。到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了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为维新派的编译机关,由康广仁为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这就明确规定了大同书局的译书范围。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97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稍后设编译所,由张菊生主持。所译书籍,除有各种教科书及一般科学著作外,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其《严译名著丛书》饮誉全国。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了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各国史志以及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5]值得一提的是译书汇编局,这是中国留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所译书籍多为政治方面。冯自由称《译书汇编》“所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6]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私家译书最著名的要数严复和林纾二人,世称“严林”。严、林都是坚持用古文进行翻译的大家。严复的译书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他的功绩在于第一个较为系统地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给中国读者。严译《天演论》为当时的思想界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林纾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人,他共译作品184种,包括美、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文学名著。1899年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福州索隐书屋刊行,此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大江南北”。“严林”的译著不仅在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除了严复、林纾外,著名的译者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朱执信等人。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籍。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民国以后的译书种类、数量愈来俞多,内容更加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译书群,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沈雁冰、郭沫若、陈望道、郑振铎等。尤其是以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生机。在此前后,译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三、译书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路经多歧,千回百折,但总的方向是与世界日益接轨,向着近代化的目标艰难而又不可阻挡地前进,这其中,译书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一是加速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清末西学东渐,大体上可以说有三种途径:学堂讲学;出洋考察或留学;译书。然而,无论是请人讲学或留学考察,其成果终归落实于文字。来华任教的讲义又翻译成书,如傅兰雅、丁韪良等人授课用书均刊译本;考察官员及留学生,凡较用功者均有译著。译书在西学东渐中首当重任。随着近代译书事业的发展,西学东渐以其排山倒海之势,锐不可挡,而西学的传播与扩展则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关键动因。鸦片战争之后,大量刊行的西方史志类的译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国际交往惯例等,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在西学的影响下,摆脱传统的桎梏,睁眼看世界,从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形成了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知识阶层。如严复译《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人对当时的民族危机更加感到触目惊心,提高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觉悟程度;另一方面又从西方输入了进化论的观点,使许多人从封建主义的世界观束缚下摆脱出来,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正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第一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热潮,中国传统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开始了向近代转型的历程。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着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二是促进了社会整体结构的新陈代谢。首先,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大量西方知识的译介,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起点,在此期间,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由地理而推及其它,程度不断深入,范围逐步扩大。如,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学知识日心说、地圆说等的输入,就打破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与一成不变的夷夏秩序,既是对封建社会的某种大胆否定,又是认识新世界的过程,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其次,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官办、民办企业相继建立,而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雇佣劳动、市场经济这些资本主义的苗也跟着破土而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应运而生;同时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设备、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在西学的冲击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在西方新知识和新型思想方法的冲击和启发下,几乎一切中国传统学科都经受了一番改造;各种新式学堂的创办,教师和学生的迅速增加,留学生人数日增等等,这些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三是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有学者统计,仅自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就有555部西方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内含哲学、历史、法学、文字、教育等;自然科学162种,含数学、理化、动植物学等;应用科学225种,含工艺、矿务、船政等;其它45种。[2]随着这些西技、西艺、西政的传入,在西方文化的启迪和催化下,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参合中西,推动中国的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军事、教育等领域相继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革,一些崭新的学科,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西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也相继在中国出现,从而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思想解放。伴随着新式人才的出现、各种新学科的建立以及新的思想、新的信息的传入,陈腐的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生道路。在社会风尚方面,有如服饰的改变、发式的改变、礼仪的改变、婚俗的改变,等等;在思想观念方面,“师夷长技”更新了“华夏变夷”观念,“商战为本”更新了“重农抑商”观念,“义利统一”更新了“重义轻利”观念,“民主民权”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男女平等”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容置疑地起着“开启民智”,促进中国政治格局向近代化发展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心理机制的更新,逐渐形成了求新求变的政治气候,从而客观上对唤起中国人的觉醒,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民主革命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近代译书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译书的内容是多样的,学理的输入是庞杂的,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神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都向中国渗透;同时也带来了帝国主义所卵翼的以奴化思想为特征的反动文化的泛滥。但从总体上看,西学东渐主要地还是输入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打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愚昧的麻木,使中国逐步汇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1840年鸦片战争需要消歧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于清末新政时期,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R].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5]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R].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和实业救国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着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时人重视。

(资料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民初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和制汉语的引用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熊明遇、方以智、黄宗羲等,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的学术。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需要消歧义、徐继畬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和制度方面则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1893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其中有“西学”一章,他认为“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他提倡实业救国,同时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建议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将西学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

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需要消歧义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无西方严格定义的哲学的概念,而哲学的基础逻辑学也仅存在于少数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最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1578—1653),撰写大量有关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介绍,内容包括知识论、理则学、形而上学等方面。此外中古神哲学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节译至中国。

但西方哲学真正大量输入中国则要到晚清时期,早期尚未用哲学一词,到20世纪初,此名词由日本传来并被广为使用,标示哲学从儒学、经学等学科分出来探讨。当时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近代哲学的介绍。许多新观念如精神、物质、唯心论、唯物论等重要哲学概念也被引入中国,进化观念的传入更是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在逻辑学方面,最早的著作为1895年广学会出版的《辩学启蒙》,但其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影响更大,对于西方的演绎需要消歧义及归纳逻辑都有介绍传入。在伦理学方面,在20世纪初大量由日文翻译相关著作。这些对于近代知諩分子们强调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影响。其中梁启超、蔡元培对于中国近代伦理学影响最大。

中国传统所重视的数学大多用于天文历法方面,明末利玛窦所译天文书籍《乾坤体义》下卷的内容即多为算术。最早专门的西方数学著作的翻译,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几何、测量方面的书籍尚有《测量全义》、《测量法义》等。割圆数的传入方面,有明末的《割圜八线表》及《大测》;在西方算术的传入方面,最早有利玛窦及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对数的传入,在顺治年间的穆尼格讲授,康熙时期官方编订的《数理精蕴》为集明末清初西方数学传入的大成。

19世纪中叶以后,介译西方数学的重要人物为数学家李善兰,他与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麦都思,艾约瑟等人合译了包括《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术》、《代微积拾级》等著作,为符号代数及微积分首次传入中国。另一位数学家华衡芳则在1860年代以后与傅兰雅合作译了不少著髼,介绍了对数表、概率等新的数学概念。清末新式学堂中的数学教材即多取于两人的著作。到20世纪初,随着留外学生的增加,西方数学大量传入中国,至1913年北京大学成立数学门,为第一个专门的数学的学术教育单位。

在六朝隋唐时期,中国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天文学知识,但都是以印度为中介,伴随佛教传入。元代至明初传入的则以伊斯兰天文学为主。

明末清初时,传教士带来西方天文学,但其中最被重视的仍是中国传统认为是国之根本的历法。由于行用日久,大统历和回回历在许多场合中未能准确预测日蚀月蚀:

七年,钦天监奏:“闰十月朔,《回回历》推日食二分四十七秒,《大统历》推不食。”已而不食。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帝喜,以为天眷,然实由推步之疏也。隆庆三年,掌监事顺天府丞周相刊《大统历法》,其历原历叙古今诸历异同。万历十二年十一有癸酉朔《大统历》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历》推不食,已而《回回历》验。

因此明代朝廷中不少大臣主张改革历法,终于在崇祯二年设立由徐光启领导的历局,进行《崇祯历书》的相关工作:

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妻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时五官正戈丰年等言:“《大统》乃国初所定,寮即郭守敬《授时历》也,二百六十年毫未增损。自至元十八年造历,越十八年为大德三年八月,已当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时守敬方知院事,亦付之无可奈佑,况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旧,向后不能无差。”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因为历局涉及翻译西方天文学知识,所以在当时被称为“西局”,与反对改历的“东局”对立。《明史
历志》云:

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

间以邓玉函、汤若望等人掌钦天监,制新历法,正当新历完成之际,适逢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新历未能推行。至清初顺治年间才能推行,《崇祯历书》改名为时宪历。

除历法之外,天文方面著作有利玛窦口传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等,此外。尚有仪器包括地球仪、望远镜等传入。除此之外,当时西方最新的地动说以及伽利略的新发现如银河的解释、木星的卫星等发现都传入中国。

明末时许多地理学知识及技术随传教士传入。如利玛窦亲手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世界地图”上所绘的外国人占领的广大土地让明政府感到不解和恐惧,也让明政府重视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此外艾儒略《职方外纪》对西方地理以及东西法路作许多介绍。到清初南怀仁制作《坤舆全图》。康熙时,传教士白晋对于清朝各地包括边疆地区作地理调查,最后制成《皇舆全览图》,其中使用先进绘制技术,包括以三角测量法,并标示各地的经纬度。

到了清末,西方地质学和地理学再次传入,许多尤其和西方人来到中国对矿产的考查有关。而中国的学者如华蘅芳在1873年,翻译《地学浅释》一书,为西方地质学的引入的重要著作。到20世纪,张相文及章鸿钊两人,撰写编译多部西方地理地质方面的专书及教科书,为中国地理学及地质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地理观念的改变方面,传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除了邹衍所提出的大九洲说认为中国之外尚有其他世界,一般的天下观是以中国为中心,四周为外夷,但近代西学东渐中,与西方人的接触和新的地理书籍地图的译介,使得逐渐必须承认海外尚有更广大的世界,因此世界变大了,而中国由天下的中心成为世界甚至仅仅是亚洲的一部分。

明末清初,最早传入西洋生物学知识的书籍,是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所著《天主实录》,其书虽主要为为宗教书籍,但其中有当时欧洲生物学的介绍,内容包括各种动植物特征、习性、繁殖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亦有西方各种生物的介绍。较专门的生物学书籍,有康熙年间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所译的《狮子说》、《进呈鹰说》等,系译自于亚特洛望地(1522-1607,Aldrovandi)所著的《生物学》中的段落。

晚清生物学的传入,较早的有生理学方面的《全体新论》、《合体阐微》等,在植物学方面,有1858年李善兰和韦廉臣合译的《植物学》,对于植物的特性种类、器官都有详细介绍。

近代,西方生物知识影响中国最大的是达尔文需要消歧义的进化论,此为严复经由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著《天演论》而引介到中国,其不仅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意义,更对当时许多人的社会、哲学、历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在明末清初,西方物理学主要是随着传教士所译介的机械的相关知识传入,如明天启需要消歧义年间邓玉函讲述力学原理和应用的《奇器图说》。其后明末清初物理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一书,也多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

在第二波的西学东渐中,西方近代物理开始较有系统地传入,从1840年代以后大量相关译作出现,包括英人胡威立著《重学》,介绍西方力学一般知识和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光论》介了光学知识,《声学》介绍了声学的原理。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王季烈译《通物电光》一书,是介绍X光的专书,距离威廉·伦琴1895年发现X光仅4年。1900年王季烈又与藤田丰八合译日本的《物理学》一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物理学的专书。

到20世纪初,随着留外学生的增加,出现了包括何育杰、李耀邦等第一批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的物理学才逐渐建立。

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当时近代西方化学尚未建立,因此也未有明显的传入中国。

到了晚清,墨海书馆1855年出版英人合信所著的《博物新编》最早单介绍了西方的化学知识。1860年代以后,以中国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贡献最大,徐寿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了《化学鉴原》、《化学术数》、《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记》等12本著作,徐建寅翻译的著作,包括《化学分原》、《电学》、《声学》、《造硫强水法》、《造铁全法》等二十多部书。徐氏父子在译书中,对于一些化学元素如铝、轻、养、淡、钾、镁、锰等的译名创造,并编写《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对于化学知识传入奠定基础。此外,同文馆也翻译出版《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重要著作。然在晚清,对于西方化学仍以译介为主,直到民国初年,出现了包括任鸿隽、胡嗣鸿等化学家,中国的近代化学才算逐渐奠定。

晚明最早西洋医学的传入始于隆庆三年,天主教耶稣会卡内罗神父(D. Melchior
Carneiro)在澳门成立西医院,澳门即成为早期在中国西医发展的中心。明末清初,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内有西方的神经医学、及心理学等方面内容。艾儒略的《性学觕述》,除对神经学的描写更深入外,对人体各部位的功能有详细述叙。此外,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讲血液的功能、汤若望的《主制群征》讲人的骨骼、肉、心脏、脑、神经等,邓玉涵《泰西人身说概》介绍西方的解剖学,石铎琭的《本草补》,介绍西方的各种药物。清初的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则以用金鸡纳霜治好康熙皇帝的疟疾闻名。但当时这些医学相关译著,常受神学影响,不少将医学与神灵魂等混为一谈。

19世纪开始西方医学再次大量传入。西方医学最早从香港、澳门及各通商口岸的西医院开始影响中国各地。包括其附设医学校也成为传布西医的重要场所。中国自办的西医学校则始自1865年同文馆附设的医学科开始,其后又有北洋医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医学的专门学校。

在医学书籍方面早期以在华西人的译著为主,最早是合信在1850年代编译了五部医书,合称《合信氏医书五种》,对于西方医学中的内科、外科、妇科、解剖学等加以介绍。此外嘉约翰翻译多种临床外科为主的医书,傅兰雅则翻译了多种卫生学的著作。到20世纪初丁福保成立译书公会,大量由日文译医书,编成《丁氏医丛书》,其数量超过之前的译书,对于西医的介绍更为全面。除此之外,多种医学期刊在晚清出现,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媒介,其中最早的是1880年嘉约翰成立的《西医新报》。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除了武器的输入之外,主要是机械制造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邓玉函口述王征}译绘的《奇器图说》,其中有当时大量西方机器的介绍及其制作方式、原理等的介绍。此外,熊三拔向利玛窦等人学习而撰的《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学,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即多抄录此书。此外,钟表等机械的制造传入也受到重视,利玛窦当时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科技产品。像自鸣钟等,都让当时的明政府及士大夫们大为吃惊,但大多人仅视之为奇玩,少有研究其原理。

到了第二波西学东渐时,西方的各种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包括造船、铁路修筑、采矿、印刷、建筑、工业制造等,对中国的交通和经济生产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西方政治学及政治思想的传入始自清代后期。1840年代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畬《瀛环志略》中,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介绍,尤其对民主制度加以称道。其后在1870年代王韬、郑观应等借由相关译介习籍,主张学习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甲午以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介绍,只有如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以及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中对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学说的零星介绍。

甲午战争以后,知识分子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理论兴趣大增。在民主思想方面,如卢梭《民约论》的第一章,在1898年由日译本翻出出版,至1902年出版全本。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则于1903年译出,密尔的《自由论》,由严复和马君武分别译出。在国家思想方面,有伯伦知理《国家学纲领》被译出。在无政府主义学说方面,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著作和思想被大量译介。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包括《新民丛报》、《浙江潮》、《民报》等刊物对曾刊载相关介绍文章。这些学说的传入,改变了当时一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各自拥抱不同的西方政治思想,试图改变中国,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学是在西方19世纪中叶新兴的学科,约1880年代,开始在《申报》、《万国公报需要消歧义》等媒体有介绍社会学及思想的文章,早期被称为“群学”。甲午以后以严复介译最多,尤以斯宾塞的著作思想介译最多,影响最大,其《群学肄言》一书即译自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的绪论。其后章太炎翻话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为最早的社会学完整著作。其后并有多部相关通论性著作译出。在晚清时,社会学被认为是应付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的重要学科而风行,而斯宾塞所主社会进化忧胜劣败的观念,更刺激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亡国灭种之忧。

西方经济学,一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著作为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此外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普别介绍了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以及德国学派的李斯特等人的经济学说。宣统年间译介缩《经济学概论》一书,则有介绍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观点。而社会主义马克思等人的经济思想也在晚清被引介。

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求义不求利”的经济思想,严复及梁启超等人开始主张求富生利对于国家民生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及大量实业家的兴起产生影响。此外,孙中山则在求富之外,进一步吸收西方社会主义及土地平权思想,试图进一步解决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问题。

西方法学的传入中国在清中叶以后开始,但早期主要关注的为外交上的国际公法,如丁韪良翻译《国际公法》一书。一直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一批人开始注意西方法律,并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有所修改。其中又要沈家本、杨度等人,试图参照西方法律,改进原本的《大清刑律》,最为重要。

明末清初时,西方军事的传入以火器的传入为主。正德需要消歧义、嘉靖年间,明朝政府在广州与葡萄牙人爆发屯门海战等战争,虏获其火器(当时人称葡萄牙人以及其火炮都叫作佛郎机),仿制成功,在东莞制造,分发边防使用。其后利玛窦也曾对西洋火器与军事加以介绍。至万历晚期女真兴其于东北,明军向葡人购募火炮及军队,教士汤若望亦曾督导铸炮,获得不少战功。清朝方面亦在努尔哈赤死后,由被俘的汉人处取得技术,发展火炮,康熙时,更命南怀仁造新式大炮,以平三藩之乱,南怀仁并著有《神威图说理论》一书介绍西方武器技术。

晚清的洋务运动,更是以学习西方的军事为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包括武器的制作如船舰、大炮、火枪等的制作购买,新式陆海军的建立,无一不全受到西方的影响。而晚清时更有大量学生留日,学习西方军队的制度。这批留学生也成为晚清新式军队的骨干。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刺激,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历史产生兴趣。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早期有马礼逊的《外国史略》、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这些译著也影响到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著作如魏源需要消歧义《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其后到1870-1880年代又有王韬需要消歧义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至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有大量由日本转译而来的西方历史和传记等书籍。

但历史学本身的影响而转变,则要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史学影响,主张为国家国民社会而非朝廷的新史学。而西方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史学,也在此时传入,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对史学界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受影响之史家所组之学派谓之“史观学派”)。另外由美国传入之Robinson新史学(高度与社会科学结合之史学,由何炳松传入)亦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力。到了民初时期,这些史学思潮逐渐落实于史学界,史学家们开始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方式撰写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学逐渐形成。

近代的西学东渐,也造成中国人的历史认知的重大改变。中国传统史观是一元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是静态的,是以古代为尊的。但受到西方新的历史知识的影响,不得不承认西方亦有一自成系统的文明,甚至如古埃及年代更早于中国。而进化观念的传入,根本上改变历史时间的观念,由静态变为动态,由视古代为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近代以前即有进化史观,如王充、杜佑、刘知几等皆主此史观,然影响不大),逐渐接受文明逐渐进步的想法。

西方文学的东传,始自于晚清时期,尤以西方小说的译介最重要,包括林纾、包天笑、周瘦鹃、曾朴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名著,其中林纾的影响最大。其所译的《茶花女》、《唐吉诃德传》、莎士比亚故事等等,在晚清拥有大量的读者,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有所影响。

西方乐器的传入最早在澳门地区,尤其在教堂之中,其后利玛窦便自澳门带西琴进呈,万历皇帝并命乐工学习。至清初,康熙特别喜好西乐,对于擅长音乐的教士徐日昇甚为喜好,由其带领演奏。并曾希望以西方律学来改进中国音乐,编成《律吕正义》一书。

到了晚清,最早西方音乐的传入包括宗教音乐、军乐、学堂乐歌等。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一些宗教歌曲成为最早开始传至中国人的西方音乐。西式军乐队,早期主要由在华西方人组成,如著名的海关负责人赫德所组成的乐队。中国自办的西式军乐队,则要到甲午战争之后的新军中才出现。

学堂乐歌是晚清之时,吸收西方及日本所流行的曲调,调上“进步”思想的歌词,以作为新式学堂学生学习所作的歌曲,但这种形式的音乐仅是学习西方音乐的部分形式。进一步对西方音乐有较深入的吸收创造学书,则要到五四运动以后了。

西方美术的传入在明末清初以绘画为主,最早利玛窦曾以天主、圣母图像献于明神宗。其他传教士亦有携入西方图画,其画风以及女性的裸露曾受当时中国士人争议。到清朝康熙时,不少专较专门工于画的教士来到中国,开始在宫中教习中国人而产生较多影响。不少画家开始学习西画,乾隆时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郎世宁更融合中西画的画法作画。

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简述如下:

如上个段落所描述,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学术上的新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各种学术的发展,而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史、子、集”完全被打破,许多传统的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有的逐渐没落,有的吸收西方学术而加以改进,到民国时期,整个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大致成型。

西学东渐所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变化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时代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人经过西学的洗礼,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则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部分诸子百家思想获得重新重视,而尤其是儒家思想及一些民间的风俗信仰文化,则受到强烈的批判。

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议会制、民主制度、新的国家概念、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对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的尝试、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初议会制的推行、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北伐统一需要消歧义,一直到后来的共产革命等,都受到这些西方思想的重大影响。

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早期并不如西方的军事政治力量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式商品经济的传入来得直接,但随着晚清西方思想的力量渐增,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社会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由于晚清西学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学,使得清政府必须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这使得传统四民社会中最顶层的士阶层,失去了其学而优则仕的管道,其所掌握的传统知识的作用也下降,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同时晚清西方商战思想的传入,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促成传统四民社会秩序的瓦解。

此外,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的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庭、家族、地域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基层开始逐渐瓦解。

与社会的影响类似,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逐渐发生的。包括新的经济思想的传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愿意投入实业,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有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成形。而新的科学、管理、金融等技术的传入及应用,更是逐渐整个改变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商业交易等基本经济事物。

在日常生活方面,新的西方科技事物如火车、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等逐渐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改变了许多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包括一些被视为迷信的民间信仰、缠足风俗,传统式的婚姻等等都逐渐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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