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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深闭固拒思想的分娩引力,董子的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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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早报》

编者按:“儒学不只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用传统的话说,它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学术思想……”台湾学者林聪舜近日出版了《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文简体版,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寻汉代儒者如何重新诠释经艺,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又如何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还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

作者:黄力之

本文节选自本书的第六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有些书是偶然遇到的,但一遇到就可能手不释卷,美国史专家刘绪贻先生的《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即是,而且,本书是刘先生1940年代在美国的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才译成中文出版。本书算是儒学思想史之一种,读来别有趣味,特别是其关于中国专制思想的生产动力问题。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

儒教这个概念,脱胎于儒学,即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流派,主要的文本是所谓四书五经。公元前136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中国进入思想统一于儒家之学或者经学的时代,儒学上升为国家宗教,所以称为儒教。两千年中,中国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无论其学说宗旨实际如何,总要到经学中去寻求根据,否则便是社会的异类,受到种种排斥,如明代李贽反孔,就被指控惑世诬民。

“更化”以建立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

以国家宗教形式的思想长时期控制大多数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来说,这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控制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当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时,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任何政权若想维持稳定的统治,除了依赖镇压性的力量外,尚须借助意识形态的说服,使被统治者心悦诚服地认同体制。在汉武帝以后的帝制中国,长期扮演意识形态说服工作,亦即扮演帝国意识形态角色的是儒学,而董仲舒在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在于他改造先秦儒学,使它更能适应帝国的需要,使儒学成为主导帝国统治秩序的核心思想,能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由于董仲舒的儒学是帝制中国首度出现的较为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本章将以此为例,具体说明儒学如何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使儒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得到更确实的了解,也使儒学何以能在长达二千年的帝制中国,一直扮演正统教义的角色,而未受到真正的挑战,得到更圆满的解释。

专制思想之横贯中国历史,首先要追溯董仲舒的提议会被接受,乃是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在先秦时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先秦时期因秦灭六国而终结。而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家,法家思想随着秦朝而一度支配了整个中国,儒生由于与新政府对抗,遭到迫害。当然,秦以强暴而成功,但未能以强暴而长期统治,二世而亡。此中蕴含了刚柔相济的统治奥秘,但后来者并未马上认识到。

依照董仲舒自己的说法,他把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称之为“更化”。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对汉武帝提出“更化”的建议,谓:“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鉴于秦的强大路径,刘邦也蔑视儒生,尽管儒生想要追随他,但刘邦毫不客气,甚至用小便侮辱儒生的帽子。刘邦的牛人口气是: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刘邦称帝后,陆贾不时在他面前说到《诗》《书》这些儒家经典,他不高兴地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应了一句后世广为流传的话: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更化”的内容是董仲舒心目中的儒家伦理与儒家秩序,最后的发展则是在第三次《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下面一段引人瞩目的言论:

随后陆贾以秦为例,解释了为何不能单靠武力和刑法治天下的道理。他写了包含十二篇文章在内的《新语》,向皇帝宣传儒家的教义,这样便提供了统治阶级重新思考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契机,也开启了儒家思想走向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时,诸侯强大到已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那些拥兵自重且德高望重的诸侯是不会毕恭毕敬地效忠皇帝的,因此,对武帝来说,只有被儒生们着力鼓吹的,在思想上讲忠、在实践上讲礼的儒学可以逐步地把那些诸侯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就使得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对儒学非常赞赏。

这种透过仕宦之路的控制,打击“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以外的思想,借以达到“统纪可一”“法度可明”的统治思想目的,是意识到思想文化所能发挥的力量,想运用政治权力把儒学抬举到独尊的地位。虽然西汉罢斥非儒者并非发自董仲舒,但是他对“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做出全新且整体的解释,亦即他能以重新塑造的儒学“更化”,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使儒学能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这就标志了儒学的新纪元。所以班固把汉代隆儒的成效归功于他,谓:“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此处应注意的是,本文虽认为董仲舒的儒学扮演着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并且认为他独尊儒术的主张具有思想统治的目的,但此一解释并不着重价值判断,亦即不具有贬义,而是把它视为历史事实来看待。本文乃是企图透过此一角度的研究,更深入发掘儒学在历史上所扮演的政治社会功能,以及儒学思想发展背后的权力关系。

武帝在仍然不能肯定儒学就是能帮助他统治的最理想学说时,某次提了一个考验性的问题: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尊儒与意识形态控制

董仲舒在回奏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主张:“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简要有力地表达了董仲舒透过尊儒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用心。

至此,儒教在理论上便得以确立,它借助极权政治排斥并压制一切其他思想,强行让人民去接受并服从,以话语形式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满足统治阶级的愿望,具备了一切专制思想的特征。

透过意识形态控制,达到统纪、法度的齐一,并非始于儒家,而是法家首创的。《商君书》就反对人民信奉法令以外的知识;《韩非子》更重视思想统制的工作,认为国法的标准若与世俗的毁誉不同,将造成国法权威的陵替,“治强不可得也”,所以主张统一价值标准,排斥儒、侠、纵横、带剑之徒,希望达到以法的赏罚为唯一的价值规范。后来李斯《焚书议》主张焚书的理由,是害怕不同的学说产生不同的思想,造成不同的价值标准,使国家的“法教”丧失独一无二的权威性,使国君的权势受到损害。这种主张与韩非完全一致,所以秦始皇的焚书之举,是法家理论的实现,一点也不偶然。

《中国的儒学统治》的意义当然不在于仅仅揭示了统治阶级对儒教的需求,它还深入揭示了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去积极进行专制思想的生产,以至于违背精神生产的自由本性,扭曲自己的人性。

然而,秦帝国未意识到儒学除了具有“以文乱法”的腐蚀统治秩序的作用外,更具有稳定统治的功能,端看统治者如何运用。是以秦帝国统制思想的手段偏重镇压性,所以没有达到意识形态说服的目的,秦帝国的思想统制算是失败了。

任何思想都必须在生产中存在,汉代确立了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国家宗教地位,但是,对于既定的经典来说,说话者已经不在了,经典自己不能发出声音,必须由后来者去对经典进行选择,对字句进行解读,这就是专制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董仲舒尊儒的方式是透过仕宦之路的引诱,“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办法配合当时的贤良、文学已由儒者包办,结果是“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可以看出“禄利之路”发挥了预期的功效。董仲舒尊儒的更具体方式是立学校之官,地方推动儒学教化,“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在武帝要求下,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上奏具体办法:

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人,即统治者及专业精神生产者,马克思认为在统治阶级中间存在着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不愿像庄子、魏晋竹林七贤那样在精神世界中逍遥自在,却要以毕生精力苦啃四书五经,昧着良知论证那些与生活常识相悖的所谓经典理论,去降人格而违心地充当帝王的传声筒呢?马克思讲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这些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即为物质利益而从事专制思想的生产,所以,刘先生将儒教知识分子称为既得利益群体,为利益而放弃自由思想的权利,这就是千年儒教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代表一个由儒学教育出身的文官制度诞生了。

董仲舒一开始便意识到专制思想必须进行常态性生产的问题,即使六经已在,但还是要人来传播,他提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武帝虽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康士坦丁,但他并非完全依赖儒士,在宗教关怀上,他相当依赖方士;在政策推动上,又相当依赖法家。例如在封禅这件事上,儒者就不能像方士一般满足他的需求。尽管如此,由于利禄之路的引导所形成的风气,不但儒家的教化逐渐普及,儒家经典也为全国上下所必读,上至帝王太后、下至公卿大臣无不读经,甚至平民读经以求进阶者亦蔚为风气。后来的宰相也都由熟读儒家经典者担任,“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经典是储藏价值观念的仓库,在儒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同读物,甚至是生活教科书后,它在意识形态的说服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是相当可观的。

汉武帝接受了董的建议,推行了四大措施:第一,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均被禁止,解除通晓这些学说的人的职务;第二,设《诗》《书》《礼》《易》和《春秋》五经博士;第三,吸收了几百名儒生进入官僚阶层,其中公孙弘是第一个被封为侯的儒生;第四,在公孙弘的劝谏下,制订了国家儒学教育计划。

思想统一的效果,照董仲舒自己的说法是“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确,透过政治力的介入,儒家的价值观成为全民的规范,经学义理成为政治社会活动的指南。例如在“大一统”的观念下,诸侯将相养士的风气为之一变,就如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这是认为士仅属于皇帝所有,是思想一统在政治一统上的反映。又如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这虽也是“缘饰以儒术”,但仍可以看出《尚书》《春秋》在决狱上的权威性。经学义理是决狱的指南,当然也是行动的指南。再如由儒学义理发展而成的三纲五常观念,其深入人心,宰制人民行动的力量更是无所不入。

公孙弘不满足于此,还提出了以儒家知识和行为作标准的文官升迁制度:谁越通晓经书,越遵循儒家道德标准,就越能得到更快更高的提拔。这也被武帝采纳了。从此以后,只要是想在仕途上进取的人,就必须熟谙孔子之学;而一批以研习六艺五经为业的博士弟子们,通过推荐和考试,在朝廷的支持和允许下被免除赋税、徭役和兵役,在中国社会里跃居于普通人民之上,成为候选官员。这是真正的儒生阶层的滥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不断扩大,从而逐渐垄断了官僚阶层,并且与皇室一起,构成此后统治中国2000年间绝大部分时期的统治阶级。

总之,儒学提供了帝国的价值规范,而且帝国的一切行动也都尽量在儒学中找到正当性,儒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一方面充当帝国的守护者,一方面则排斥“异端”的干扰,在尊儒的意识形态控制下,“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目的,算是大部分达成了。

关于知识分子受利益诱惑而热衷于读经释经,班固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宣帝时期,《大夏侯书》一派的领袖夏侯胜曾教诲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由儒学教育出身的文官制度的诞生过程中,伴随的是一个新的阶级——士大夫集团——的诞生。在这个集团中,儒学研究成为他们占有的文化资本,为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仕宦之路在形式上虽是开放的,但有能力接触儒学的,至少是小地主与商人阶级的子弟,因此士大夫成为儒学的坚强拥护者与传播者,除了部分基于对儒家理想的追求外,与士大夫集团由垄断经学而获得仕宦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此所以士大夫集团会成为坚定的儒学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对于知识阶层对文化资本的垄断,阿尔文·古尔德纳有很好的说明:

到宋真宗时期,利益继续扩大。凡有资格参加礼部考试的士触犯公法,还可以缓期执行,这种特权甚至被扩展至触犯私法者。这样,那些略通文墨而具有危险倾向的人,也不必去冒险对抗制度,可以走成为一名儒生的道路。据传,真宗曾写过这首诗以鼓励经学研究: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

如果任何一部分文化都将成为“资本”,当这种占有受到习俗和国家的保护时,那么就一定存在着对它生产的产品的私人占有。当文化被“资本化”时,文化就变成资本,这意味着对那些拥有文化或某些形式的文化的人,把收入存了起来,而拒不把这些收入给予那些缺乏文化的人。

这样,汉代以来,利用儒化富有才干和雄心勃勃的平民,使其效忠于皇室以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是非常成功的。在取得这种成功的过程中,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也如此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甚至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将之根除或者哪怕只是减弱。官学勾结、官学合一的状态完整形成,顾炎武后来描述道:

士大夫集团把经学研究当成文化资本加以垄断的另一表现,是经学成为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懂得此一特殊文化的人才能在这个团体受到接纳,士大夫集团成为一个由经学凝聚在一起的语言共同体。例如灌夫“不喜文学”,即与士大夫集团格格不入;酷吏张汤“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由于用人“依于文学之士”,得到丞相公孙弘的赞赏。对于儒学与士大夫阶级的理想与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现象,艾蒂安·白乐日曾有一简要的观察,他说:“后来变成一个体系,成了士大夫背后一个组织力量,并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利益、思想和理想。……儒家学说被用作保护士大夫阶级利益的工具,其做法之巧妙,迄今为止欺骗了不少学者。”
士大夫集团与儒学之间的利益连系,使得透过尊儒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助力,更易收效。

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

儒生知识分子集团依靠为统治者读经注经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什么、给民族的生存发展带来了什么呢?

就前者而言,他们使自己成为虚伪之人、异化之人。刘先生讲到了王莽时期,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迫不及待地、意在使经书学以致用的儒生,变得如此的官欲熏心,为立身于仕宦之林,甚至可以背弃儒学的主旨忠君。只要能猎取权势,他们不惜甘当叛臣。王莽摄政并策划他的篡位阴谋时,借助慷慨的施惠和严酷的刑罚,笼络和控制了一大批未入仕的儒生。为了考验儒生阶层是否拥戴自己,他假装谦和地拒绝了皇帝因其功劳赐给他的新野封地。结果,他发现有487572名儒生交口称赞,并请求他接受封地儒生阶层为了获取既得利益,也是可以不惜危及皇室利益的。

就后者而言,儒生己成为改革的阻力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抗拒,这从王安石变法可以窥得。王安石时代科举制要求大量记诵经籍,记诵得越多,考试就越可能成功,这使儒生们身心备受摧残。王安石想改革科举制:优惠能运用六经原理议论实际事务的考生,而不是死记硬背的考生。

但是,已异化扭曲的儒生并不希望受到拯救,他们宁死于科举也不愿放弃科举中的利益。儒生阶层在皇族支持下,强烈反对变法尽管他们也公开承认确实需要新政。程颢出来说: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用贱凌贵,以邪干正者乎?这无非是依据经学论证现行社会秩序就是自然秩序,一切不可更改。刘绪贻评价道:宋代哲学家这样为自然或现行社会秩序辩护,也许是下意识的,但却很有效地捍卫了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扼杀了所有改革的企图。

刘先生在结论中对比了美国科技的发展,感叹道:很少有人愿意为某种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威望、财富、名声等的事物而工作,更不用说为之战斗和牺牲。假如在美国,由于在某种意识形态中的既得利益的深文罗织,统治阶级成功地导致了所有工商业家、各种专业人员以及科学家的没落,至少是他们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社会现实也转而将所有的幸运、权力、名声、威望等等全都赐予那些熟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那么,谁还会再关心科学与技术呢?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具有足够力量打退那些危及其既得利益的变革企图的人,会不去这样做。这就是产生使儒学在中国维持如此一个长时间统治的各种动机和事件的一些基本原因。

历史终于前行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开始撞击固若金汤的中国传统文化,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开始脱落。《纽约时报》1870年代发表文章称,中国知识分子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的人、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专制思想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损害,暴露无遗。

百年以后,毛泽东亦反思到专制思想的危害,他感叹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中国的知识分子,你可曾认真面对历史?这是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在近七十年前所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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