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钱穆学述

钱穆(1895.7.30──1990.8.30)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学术史。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迁,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抗战胜利后,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钱穆于1949年移居香港,并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也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钱穆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煌煌大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它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自身已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学者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一.钱穆的子学与经学研究钱先生治学从子学开始,其独到之处是以史学通贯诸子,从整体上把握诸子学的精神,对诸子的渊源与流变,以及诸子学的会通与统一进行研究,建立了动态的子学研究系统。从历史大流出发揭示诸子学的精神。钱先生认为,孔子以前的书籍,后世称之为经书。由于那时的学术掌握在贵族手里,所以那个时代是贵族时代。在孔子以后的书籍,后世称为子书,那时的学术已经转移到平民阶级手中,称为平民学时代。平民学者中最先兴起的是儒墨两家,尤其孔子是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他自己是一个古代没落贵族子弟,因此,能习得当时存在的贵族的一切礼和艺,同时又能把它们重新组织,提供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古代典籍与思想流传到孔子手里,都发挥出一番新精神,即“平民阶级之觉醒”。这种精神就是子学精神,也是孔子及儒家的精神。这是钱穆把诸子作为一个整体并置于春秋历史巨变中加以考察所得出的结论。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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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汪学群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着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

《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考辨专文四卷,计160余篇,通表四篇,附表三张。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失。钱穆通过研究得而复失的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错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参伍以求,错综以验,定世排年,疏证细密。本书原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考辨》四卷与《通表》四篇一一相应,第一卷考订孔子行迹与相关人物,第二卷考墨子、子思、吴起等,并辨老子其人其书,第三卷考晋、楚、魏、齐列国诸子,第四卷考春申、平原二君和荀子,至韩非、吕不韦。作者依次将先秦学术思想发展分为“初萌”、“酝酿”、“磅礴”、“归宿”四期。全书自孔子至吕氏,各家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对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源、各家思想流变辙迹一一加以考定,持论有据,资料翔实。

钱穆认为,诸子师授的渊源及诸子的主张,虽然多有出入,但他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此,不能拘泥于九流十家之例。他极力反对把诸子之间的关系绝对化,认为他们的学术、师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联系的。诸子多重关系中有一个基本关系,就是儒家与墨家,这两家为当时显学。钱穆的诸子学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以及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孔子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具体思想方面的建树,更重要的在于他总体上的贡献。他既是王官之学的继承者,又是诸子平民之学的创立者,是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正是这一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了他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钱穆也肯定了诸子学是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觉醒的产物,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即学术下移民间的产物。

第二,以儒墨为轴心梳理诸子学。儒学是孔子所创,开平民学之先河;墨子早年接受儒术,源于儒家,后来成为儒家的反对派。由此形成了诸子学最早的两个对立学派。以后诸家都是在儒墨两家基础上立论,以这两家为基础。至于道家的地位,在秦汉以后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钱穆也看到儒墨两家的联系,他们作为诸子之学,作为平民之学,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在对贵族的或王官之学的态度方面出现分歧,所不同的,只是墨子是平民之学的激进派而已。

第三,把诸子学看成一个有序的系统。钱穆治先秦诸子最大的特点是强调诸子之间的联系、贯通。他借助考据、辨伪等方法,有根据地研究诸子之间的学术渊源,予以整理,排列次序,不像有些治诸子的学者,仅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平铺开来,只重视思想,而不重视学派之间的学术和师友关系。就是说,他既重视学派内部的思想创建,又重视学派之间的思想联系,打破了门户之见,以及局限于某一流派的狭隘性,为诸子绘制了一幅有机的整体图画。

第四,子学也是史学。钱穆先考订六国统系,再定位诸子年世,不仅从诸子书出发,也从先秦史书出发去论说诸子思想,把子书与史书结合起来,体现了他所谓子学也是史学的基本精神,摆脱了把子学当成经学附庸的传统观念。

囿于时代氛围和时代局限,钱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不可能不受疑古辨伪思潮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正确。例如关于老子其人其书,他定位得很晚,认为太史公传老子皆为虚妄,认为老子可能是楚人詹何,考《老子》产生于《庄子》之后,《荀子》之前。今天的考古发现则多少证实了太史公所言不虚,《老子》至少产生于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钱氏认为孔子于《易》未作精深研究,否认孔门六经传统,否认孙武其人,以为孙武、孙膑为一人,亦与疑古思潮有关。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的成名作。此书写于1929年,最初发表在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钱穆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宣帝石渠阁议奏到东汉章帝白虎观议奏120年间的五经异同和诸博士的意见纷歧,源源本本地看出当时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钱氏梳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

《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钱穆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汉书》人人都可以读,未必人人都会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通常不讲经学。钱穆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也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

钱穆以客观史实来解决今古文之争,摧陷廓清道咸以降常州学派今文学家散布的某些学术迷雾。《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自从此书问世以后,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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