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与“市”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通过不断的“量变”积累到“质变”的飞跃,即从萌芽到形成,由各自独立、分离的个体发展成合二为一的复合体,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乡村式城堡阶段,大约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初,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军事及其他防御功能,这时“市”还没有出现;其二,城、市分离阶段,大致从夏初到西周前期,这时“市”虽已产生,但城的防御功能等与市的买卖交换功能等是各自分离、独立的;其三,城、市结合一体化阶段,从西周开始,城与市在逐渐有机地融合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集合性特点与综合性功能日益显现,从而最终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乡村的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表明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过程特点西汶艺术网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并认为:夏代“是古代城市开始时期”。“‘夏鲧作城’,虽是一种传说,但是揆诸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个传说却是与实际相符合的。”同时还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周以前的城市还是不多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大量兴起,主要是在封建时代。”〔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文明时代之前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早已存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应该在原始社会后期。”〔2〕此外,还有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城,最初见于早商时代”〔3〕;有的说:“邑在殷末已在成立过程中”〔4〕;有的说中国古代都市“周代始有之”〔5〕;也有人认为:我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6〕。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时间为什么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对“城市”概念的理解与认定有较大的出入。事实上,在探讨城市的历史时能否有一个科学、明确而大致相同的概念,是客观地揭示城市起源、尤其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定型的渐进变化过程。城市的产生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时期。一般说来,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城市主要是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言,尤其是指一种不同于乡村生活方式的经济生活。因此,城市的本质特征既不与“城”相同,绝不是专指城墙建筑;也与“市”相区别,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但从其基本特点来看,它又与“城”和“市”有内在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7〕因此,他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城市存在本身和那些简单的许多独立家庭当然有所区别,这里全体不是部分的简单总和。”〔8〕很明显,马克思所指的“真正的城市”,其标志是通过其特有的不同于乡村的经济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形式,必须基本满足下列四个基本要素,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即:有环绕居民区能够起防御作用的墙垣设施;有相对集中的非农业人口;有进行经常性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中心作用。在这几个要素中,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城墙对于现代城市来讲,虽然是可有可无,但对中国古代城市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城市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根据古今城市的本质和特点来看,可以认定: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还以四周环绕有城墙为其基本的标志。如果说,这个“城市”概念从其内涵与外延来讲,是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本质和特点而较客观、科学的话,那么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根据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史实所表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从萌芽到形成,即城与市有机地结合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诞生,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乡村式城堡阶段,大约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初,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军事及其他防御功能;其二,城、市分离阶段,大致从夏初到西周前期,城的政治功能等与市的经济功能等是各自分离、独立的;其三,城、市结合一体化阶段,从西周开始,城与市在逐渐有机地结合以后所表现出的集合性特点与综合性功能日益显现。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城、城堡、城邑、都邑这些相对的单概念与城市这个复合概念完全不同,不仅其形成过程中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不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存在着明显的“质”的差异。一、乡村式城堡阶段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城堡阶段,大致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部落联盟间发生战争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现时野蛮人掠夺性战争的产物,又是原始人类长期同自然界斗争的结果之一。这种乡村式的城堡,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多称作“城”或“城邑”等。关于“城”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释名》也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晋崔豹更是明确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这些虽然是从城的作用来解释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种特殊的防御设施。它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防御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说,这种概括性的解释是相当恰当的、符合史实的。西汶艺术网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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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30年代到现在,对中国古中分期问题讨论已经历过近70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李祖德先生撰写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以下简称《综述》,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及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三位先生合著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已对前50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性的研究和评介。特别是《综述》的介绍既全面又简明,它虽不及《五十年》详尽,但可使读者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50多年的讨论情况尽收眼底。《综述》首先阐述了为什么要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理由有二:一,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革命实践的需要。要革命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国情,而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从过去的历史发展来的。“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相信历史是有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就应阐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社会形态的演变情况,因此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次,《综述》阐述了50多年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概况。这是本文的重点。它着重介绍了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三个阶段或时期。即以30年代为第一阶段,讨论的焦点是围绕中国社会史论战,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问题。这时的进步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王渔村、翦伯赞、邓云特等纷纷发表论著,论证中国历史曾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国民党右派陶希圣、梅思平等,托派李季、王昌宜、胡秋原等也发表论著,提出“永恒封建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论点,否定奴隶社会历史阶段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歪曲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从而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30年代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进步史学家不但有力地批驳了陶希圣之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也有不足之处,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这就是说在第一阶段讨论中,进步史学家们在理论和资料运用方面都有严重缺点,所取得的成就政治性大于学术性。另外,就学术性而言,在进步史学家中,对奴隶社会的上限和下限也有不同的认识,如郭沫若的殷商原始社会末期说,吕振羽等人就坚决反对。40年代,是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讨论焦点是具体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上限和下限问题。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学者都发表了宏篇巨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在理论上摆脱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公式化倾向,在资料上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订工作,克服了忽视史料辨伪与不重视时代性的缺点。在第二阶段的讨论中,除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第一阶段基础上继续深入讨论外,还讨论了商代社会性质、西周社会性质、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在这一时期,郭沫若放弃了殷商原始社会末期说,承认殷商是奴隶社会。对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间问题,则由西周与东周之交说,改为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变革时期,这一变革到秦末农民大起义才完成,这就是说郭沫若从原先的东周封建论,转变为西汉封建论。在这一时期,当郭沫若放弃殷商是原始社会末期说的同时,侯外庐和尹达却进一步论证了殷商是原始社会末期说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者,则建立了其学说体系,这些都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争鸣之激烈,都是前两个阶段所不能比拟的。关于理论方面的争论,除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原始社会说、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封建社会说、特殊经济形态说、特殊阶段、混合阶段说相互争鸣外,还有对奴隶制的不同形态与古代东方社会特点的讨论,关于区分奴隶制与封建制标准的讨论,封建社会形成的条件和途径的讨论,如“日尔曼道路”,“中国封建早熟论”,原始社会解体后,既可向奴隶社会发展,也可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双轨论”等问题都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关于社会性质不同学说的讨论。在第三阶段中形成了“三论五说”的八种不同意见。所谓“三论”,即在第二阶段形成的,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以及以郭沫若、吴大琨、白寿彝、林甘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发表后,改主战国封建说);还有以尚钺、王仲荦、日知、何兹全为代表的魏恶封建论。以上三论,就是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所形成的三大主要学派。此外还有五说,即以李亚农、唐兰、祝瑞开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以黄子通、夏甄陶、金景芳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以侯外庐、赵yáng@①元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以周谷城、郑昌淦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以梁作干为代表的东晋封建说。此五说的前三说,即春秋说、秦统一说、西汉说,与战国封建论相接近;后二说,即东汉说、东晋说,与魏晋封建论有相似之处,但他们都各执己见参加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必须说明,在“三论”中,魏晋封建论由于与前苏联史学界有相同的认识,也由于王昌宜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而被认为是苏修观点、托派观点而受到压抑。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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