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论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在以上各个专题的讨论中,我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有必要从总的方面给予论述。从总体上看,汉唐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了。这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按我的理解,《史记》既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战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没有战国以来“人之发现”的历史潮流,没有战国文化传统在西汉的延续,就不会有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记》的问世。对此,我在前面的具体讨论中论述已多,这里无须更多的说明。需要给予较多说明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判。但是,刘知几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以魏晋南北朝为主。唐代以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魏晋南北朝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清代学者更是对这一时期的几乎每一部史书都给予了细致的考订。所有这些前代学者的工作都很有价值,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上个世纪,学者们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多有关注。周一良先生曾就此专门撰文探讨。他指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史学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二,设立专职史官:“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三,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四,编年纪传并行:“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五,谱牒之学出现:史学著作中“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六,宗教史书籍出现:“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周一良先生所注意的已经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努力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等大的方面考虑。在今天看来,这些特点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归纳,如专职史官的设立与史学的独立可能就同属一个问题,又如谱牒之学与宗教方面的书籍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的又一个例证。周先生的上述概括具有启发性。不过,若抛开这些具体问题不论,我们将面对着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在众多特点的背后,制约着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到底有哪些?应该说,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首推史学的独立。史学独立意义不可低估。如果还像汉代那样,经学维持一统天下的局面,士人注意力全在经学,史学就很难有大的发展。史学的独立确实为史学的发展赢得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不过尽管如此,我并不主张把经与史的分离过程理解得过于绝对。前文讨论经史关系时,实际上比较强调的是史学对经学、特别是对古文经学的继承。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若把经史关系理解得过于绝对,一方面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势必会使学术的演变失去过渡环节,变得难以理解。而从史学继承经学这个角度出发,则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如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注释方法诸方面对经学的模拟、史学著作的繁简变化以及史学批评原则的改变等等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私人修史的盛行。关于这个问题,金毓黻先生早有论说。他在《中国史学史》书中专列了《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一章,以“私家修史”来概括魏晋南北朝史学,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之所以种类繁多、数量剧增,关键原因就在于众多私人纷纷自发修史。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解释很多问题。私人修史为何会如此盛行?金毓黻先生有如下一段解释:当此之时,私家作史,何以若是之多,其故可得而言。两汉经史,最重家法,至后汉郑玄,而结集古今学之大成。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自班固自造《汉书》,见称于明帝,当代典籍史实,悉集于兰台东观,于是又命刘珍等作《汉纪》,以续班书,迄于汉亡,而未尝或辍。自斯以来,撰史之风,被于一世,魏晋之君,亦多措意于是,王沈《魏书》,本由官撰;陈寿《国志》,就家迻写;晋代闻人,有若张华、庾亮,或宏奖风流,或给以纸笔,是以人竟为史,自况马、班,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汉已革,又自后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更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见闻,以备遗亡,后则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志》论之详矣,此原于学者之修坠者三也。若乃晋遭“八王之乱”,南则典午偏安,以逮宋、齐、梁、陈,北则诸国割据,以逮魏、齐、周、隋,历年三百,始合于一。割据之世,才俊众于一统,征之于古,往往而然。当时士夫各有纪录,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国史,美富可称,此原于诸国之相竟者四也。综上所论,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1]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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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老一辈学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然而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周先生在1999年撰写的简短的《学术自述》中,对一生的学术研究做了扼要的总结。其中对自己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获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他回忆当年听邓之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时说:“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在文章后半部,他又再次说到史学史研究:“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学问渊博,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总结学术生涯时却总是提到史学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史学史论文都收录了进来。这些都说明他对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若要回顾周一良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上的贡献就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介绍、评判。但是,刘氏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地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与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关注显然已经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了。他晚年的史学史文章标题多有“魏晋南北朝”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图是力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周先生在上述研究中还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余地。比如说为什么这一时期史学能够与经学分离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史官制度的变化是否与此有关?为什么与此后纪传体史学著作一统天下局面不同,编年体史学著作在魏晋南北朝也有较高的地位?史学著作种类的繁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周先生又发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多。”关于《史》、《汉》的不同,自来学者虽多有关注,但从后人对二书兴趣的不同来提出问题的却不多见,如果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必定是极有意义的。关于语言文字方面,他指出“南朝文士有重近而轻远的倾向。”并引《文心雕龙·通变篇》:“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后又引《史通·模拟篇》:“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周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刘勰与刘知几所谓“近附而远疏”、“喜学五经”两说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这个矛盾?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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