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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靠武力越打局势越乱,马下打天下

中外观察家对中国的崛起已经倾向肯定了,但对中国崛起的后果却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历史上大国的兴起大多伴随着战争。在一些观察家特别是西方学者看来,“和平”和“崛起”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概念。西方学者感到不安和忧虑的理由是,历史上那些大国的崛起必定会欺压其他国家,更何况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落户到中国,让那些本国居民失去了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认识到西方对中国无可避免地崛起所感到的忧虑,他聪明地通过在国际上“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来发展中国的国内经济。尽管如此,中国后来的经济腾飞使其面临来自北美和欧洲的新压力——要求它介入而不是回避国际冲突。随着中国进入一个大规模高质量发展经济的时代,中国领导人试图采取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变化的发展战略:“和平崛起”。这一发展战略不是一时的政策宣示,更不是表面的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长久国策。世界历史的发展转向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推行“和平崛起”战略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汉代学者陆贾曾经向不想“马下治天下”的刘邦建议,“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靠“武功”打来的天下,要靠“文治”方能长久。“马上打天下”成为千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条通则,更是大国崛起的惟一选择,因此可名之为“历史铁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拐点”,大国崛起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出现了由“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打天下”的转型,个中原因虽然复杂,却不难蠡测。第三次科技革命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首先是大国竞相发展核技术,导致大国间有毁灭或重创对方的能力,从而达致一种可怕的“核恐怖平衡”;其次是信息革命、市场革命和知识革命导致全球经济依存度的空前强化。全球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尤其是大国经济利益的紧密纠缠,致使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幼文认为,世界近代史上,一些新的大国在其崛起中所面临的市场问题基本上是靠炮火来开辟的,但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大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市场开放,包括产品市场的开放和投资机会的开放,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高度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开放性的市场竞争,各国开放性的发展战略高度注重吸收外部生产要素,在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成为世界的主流。中国人民从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一向有“非攻”、“和而不同”和“和解”的和平文化和哲学传统。从历史上看,国际展览局主席、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认为,中国领先欧洲发明了指南针、铸铁技术和火药,可是中国并没有滥用这些技术的优势去侵略扩张。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比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规模大多了,就是这样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国家,也并没有走上称霸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向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崛起只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回归和确认。林语堂在他的风靡欧美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中说到中国文化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和平传统:“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够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怯夫的原因。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糅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好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马来西亚是个有着悠久的华人移民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前总理马哈蒂尔就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向来以和为贵,马来西亚离中国这样近,中国从没有侵略过它;而一些欧洲国家离马来西亚那么远,却曾大老远跑过来占领它。”长期致力文化外交的吴建民把文化对加深双方了解的作用看得很重。他认为,外国人看中国的报纸未必有兴趣,但是一碰到中国的文化,马上就来了精神。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能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也就意味着合作有了可能性。因此文化创新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点在胡锦涛主席的演讲《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和温家宝总理的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得到深刻的体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1987年4月7日的一篇题为《立足现在,发扬过去,展望未来》的谈话录中提到:“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而不是‘同’。”而中国古典哲学正是强调“和而不同”的。宋代哲学家张载曾经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友兰认为,“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一再声明这是因为搞‘四化’建设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对此也许有些人还是将信将疑。如果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整个‘仇必和而解’的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容易赢得人们的相信,这个政策也就会发生更大的作用。”而“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牢固地立基于“仇必和而解”的“和解”哲学基础之上的,也只有这样,这种发展战略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基于对中国文化哲学传统的理解,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中郑重宣告,中国自古就有亲仁善邻、崇信修睦的优良传统。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着力加强同亚洲各国互信合作,积极推动缓解热点问题,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宁。中国支持亚洲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对话,提出理解和宽容。西方观察家中也有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刻了解和洞见的人士,如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波尼法斯就认为,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从近二三十年以来,甚至从1949年以来来观察中国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攻击性”的国家,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性”的领土扩张要求,因此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构成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一种威胁。中国的崛起必然是“和平崛起”,这是中国传统政策的一个继续。对于法国和欧洲人来说,中国的崛起从来未被视为是一种威胁。也许这是源于中法两国的地缘因素,但同时这也是源于中国一贯政策的原因,法国从未感觉中国是一个威胁。对于法国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是新事物,而中国的和平则是一贯的。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已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也主张,中西方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以相互谅解为基础。但谅解又必须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要做到这一点,远观式的了解是不够的。因为中西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了。这需要政府和民间的长期努力,更需要一种相互欣赏和理解的智慧。<

  前日下午,受省政协和广东省公共外交协会邀请,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吴建民来粤作《我国外交政策与开展公共外交》的专题报告。

  吴建民:开展公共外交,根本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目前,世界对中国的疑虑、担心乃至恐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所以向世界说明中国这项任务是很繁重的。向世界说明中国,政府可以做,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民间人士都可以来做。

  吴建民: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整个世界在变,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亚洲的地位在上升,而中国崛起是亚洲崛起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经济连续十几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未有过也不可复制。第二,苏联强大后搞霸权主义,把苏联共产党的名声搞坏了。人们很容易把对苏联的印象套在中国身上,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第三,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经济陷入衰退,但中国反而还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个反差很大,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有很强的失落感。第四,随着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在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外交、安全政策,出现了各种不同,甚至有比较极端的声音“中国同某国必有一战”。这些让外国人对中国的疑虑乃至恐惧在增加。

  谈叙利亚问题:国家看法不同很正常

  南方日报:您所说的大智慧是指什么?

  南方日报: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中国两次投反对票,招致美法等西方国家不满。这会不会影响中美、中法关系?

  吴建民:打就能解决问题?很多人以为打仗打赢了就好,其实不然,反而会让中国的周边局势陷入混乱。

  南方日报: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种自信》,引起广泛关注,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希特勒爱德国吗?当然爱,但他搞民粹主义。今天的青年人要有广阔的视野,要胸怀天下。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要不得。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会失去朋友,会被孤立,在今天,孤立就是一场灾难。

  至于这个转移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要看我们如何应对。去年,我去巴厘岛开亚太小组会议,会上有些人援引2011年11月25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的由澳大利亚前任国防部长撰写的文章,文章提出奥巴马主义,并把它与杜鲁门主义相提并论,认为中美之间可能要搞冷战。

  目前,世界对中国的疑虑、担心乃至恐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所以向世界说明中国这项任务是很繁重的。向世界说明中国,政府可以做,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民间人士都可以来做

  谈公共外交:向世界说明中国这项任务很繁重

  南方日报:做这种引导工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有可能引来非议,被批评甚至被谩骂。

  吴建民:总体是好的。虽然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法之间有过不愉快,但后来双方达成了《中法联合公报》。去年,法国总统萨科齐来中国好几趟,他是愿意发展中法关系的。

  南方日报:有学者和网民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激烈,认为中国应该更为强硬,必要时采取武力措施。对此,您怎么看?

  南方日报:有人说,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比以往严峻。您怎么看?

  南方日报:您曾是中国驻法大使,怎么看待当今的中法关系?

  吴建民: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其中提到要扩大同各方利益的共同点,在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共赢的局面,这就是大智慧。

  吴建民:一方面,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是必然的,它追随国际关系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移动。另一方面,转移还处在初期。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伊朗等国,已经耗费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治精力。

  吴建民:其实我们要相信中国老百姓大多数是理智的,有一个沉默的多数。极端的东西,多数老百姓是不赞成的。中国人是很善良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友善的民族。

  谈南海局势:极端民族主义要不得

  人物名片

  吴建民,资深外交家。现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

  我觉得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的国策是永远不称霸,新“冷战”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我们也不能容许新冷战的发生,它的结果将使亚洲崛起的势头中断,最终两败俱伤。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用大智慧来处理这个关键问题。

  国家的看法不同,这在联合国再常见不过了。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观点

  吴建民:政策是否延续要看实际需求。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需求,正在逐步增强。公共外交工作作为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也要加强,这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换届之后,公共外交的工作不仅不应当减弱,还应当加强。

  吴建民:小不忍则乱大谋。我的观点是:爱祖国,也要爱人类,才能站得住脚。在全球化、信息化也已构筑了各国利益如此紧密的智慧地球时代,我们已经不能关起门来只讲狭隘的爱国主义了。中国人自古就有天下观,这个天下观不应只限于中国,而是世界的。

  吴建民:要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首先广东海外联系特别多,侨胞多,外向型经济发达,同世界相互依存度很高。全中国5000万海外侨胞,3000万祖籍在广东,这些侨胞与当地政府、社会有紧密联系。其次,跨国公司全球500强很多公司在广州设有机构,这些跨国公司对各国政府政策都有影响。广东开展公共外交,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资源。另一方面,广东走在改革开放前列,储备了一批人才,动员这批人才和力量,对国内外发展都有益。(赖竞超
雷辉)

  打就能解决问题?很多人以为打仗打赢了就好,其实不然,反而会让中国的周边局势陷入混乱

  吴建民:真理不就是不断地迎接各种谩骂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吗?今天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时候,要有人出来讲几句话,这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极端的民族主义任其泛滥,最后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

  南方日报:广东是中国最早一批成立公共外交协会的省份,广东要搞好公共外交,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南方日报: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南方日报:前几年,中国有很多开展公共外交的绝佳机遇,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但接下来几年此类大型国际盛会相对较少,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新亮点在哪里?

  前日上午,吴建民接受了南方日报专访。他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中国和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点上,如果处理不当,亚洲崛起的势头将中断,最终导致两败俱伤。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应抓住各方共同利益的主轴,千万不能堕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泥沼。

  南方日报:本届全国政协外委会在推动公共外交方面做了许多有影响的工作,今年将换届,据您了解的情况,下届外委会是否还能继续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两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说过,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已经过时了。看看美国人发起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它们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一个力量对比如此严重的不平衡战争,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给美国、欧洲带来了一堆难题。

  吴建民: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国家的看法不同,这在联合国再常见不过了。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观点。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人搞民粹主义:一种是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看不到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他们还保留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眼光,犯了时代错误。还有一种人是出于既得利益的需要,在美国就有人喜欢煽动紧张情绪,国与国关系一旦紧张,军火就好卖。

  吴建民:大的环境没有变,仍然是以和平发展为主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和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点上。可能倒退,也可能前进。去年,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战略重心转移。虽然美国要裁军,但太平洋地区的军队不仅没减少,反而要增加。现在亚洲出现了军备竞赛的势头,亚洲国家之间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增多。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应当沿着习近平副主席的思想:“太平洋很大,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如果选择对抗,形势当然会走向严峻。

  南方日报:对于民粹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应该怎样引导?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吴建民:中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应该始终坚持以下几条原则。第一,主权平等;第二,国家由谁来领导,由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说了算;第三,出现争端要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不应诉诸武力;第四,争端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第五,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主导作用。

  过去国与国之间都是官方的政治关系、贸易关系,官方外交非常重要,但现在国与国之间依存度大大加深,官方外交已经远远不够了。开展公共外交,利用大型活动当然很好,但细水长流更加重要。在文明和文化传播的历史上,潜移默化和口耳相传可能更有力量。

  南方日报: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有疑虑?

  南方日报:去年以来,在中国南海,争端频频发生,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走“平衡外交”路线,试图拉拢“第三方”进入南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南海地区日益复杂的局势?

  中国的国策是永远不称霸,新“冷战”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我们也不能容许新冷战的发生,它的结果将使亚洲崛起的势头中断,最终两败俱伤

  吴建民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他曾是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回国后,他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等职,还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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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中)与记者合影

  大智慧与大利益相联。21世纪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势头。这个势头是中国人经过100多年的艰苦奋斗才争取来的,如果这个势头因为我们处理关键节点关键问题的失误,可能造成中断,一旦中断,恢复起来代价将十分巨大。

  吴建民:关键是弄清中国的大利益、地区的大利益、世界的大利益是什么。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大利益,南海问题是有分歧的,但也有共同利益。我们应该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思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谈中美关系

  南方日报:近年来,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国家饱受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包括利比亚、伊拉克等在内的不少国家已经或正在发生剧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吴建民:严峻不严峻,得看如何应对?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对了,柳暗花明;思路错了,寸步难行。今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美国,强调始终要抓住中美双方共同利益的主轴。中美的分歧很多,但是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就是依赖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都希望太平洋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以及基于共赢的经济增长。

  新冷战基础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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