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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三题,中夏族民共和国历文学家朱维铮简单介绍

[摘 要]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怎么写,写什么,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无非为了自己清问题,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不再陈陈相因。[关键词]
经史关系 经世致用 历史编纂学 历史观念史
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中国史学有史,始于“五四”以后。梁启超、李大钊、傅斯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门学科史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尤其是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创设“史学史”之名,并给出中国史学史怎么写的初始方案,使他成了这门学科史的“教父”。①复旦大学历史系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便逐步形成重视中外史学史的传统。这首先要感念当时相继主持系政的东西二周。“东周”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在“孤岛”上海,发表长文《五十年来之新史学》②,被认作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开山名作。“西周”周谷城先生,早因一人写出两部通史而蜚声学界。他与周予同先生都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史学专业应该同时设置中国史学史、世界史学史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原典教程。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扰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两门史学史同时讲授,才在复旦历史系变成现实。一九二七年便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明史稿考证》为题的毕业论文而受导师梁启超激赏的陈守实先生,率先更新了中国史学史的通行陈述体系,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特别关注史学映现的社会结构和时代思潮,强调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才能清理出真的史实④。早年留美并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的耿淡如先生,作为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特别留意对于前苏联史学以外的西方史学的整合性研究。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十分注意恢复和改进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固有传统。于是中外史学史重开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外史学原典解读、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等等,也都以新貌再现⑥。那以后,包括中外史学史在内的专门史研究生,数量一直增长,同时陆续引进的各科史学专家,更给本系发扬特色注入活力。三年前,复旦历史系博采众议,决定以自由组合的方式,突破专业分工过细的畛域,通过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各展所长,互磋互磨,合撰一部展现本系传统特色又具新意的专著。众多同仁都赞成将主题定为史学史。于是就有了正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命我承乏主编。⑦《复旦学报》支持这一项目,设专栏分期发表同仁诸稿,因草此小文,略陈私见。一
关于经史关系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由经史不分,而自成一部,而著作数量压倒经部,以至反过来宣称“六经皆史”,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历史进程。中国很早就有“史”。即使不谈遥远的神话传说保存的先民记忆,单看近代的考古学提供的物化文献,便可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先进于文明的殷商王国,就有了称作“史”的职业分工。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著《释史》⑧。那以后中国的古史学者,运用王国维完善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不断证明商周时代,“史”是诸王国不可或缺的高级专家。因为他们负责保存历史档案,熟悉列朝列王祖先和部族神的过去,也记载在位君主贵族的言行,并且通过家族世袭而形成具有垄断性的专长。相形之下,“经”的名目,远晚于“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⑨。他指的史,无疑是职掌文字档案的专家。孟轲曾说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⑽,那涵义只可释作《春秋》的编纂形式,与同时代列国“史”的文字表述方式一脉相承。因而,自汉至清,经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年的一个问题:“经”是孔子生前死后一切重要典籍的泛称呢,还是归于孔子名下的六种或五种著作的专称?都只涉及秦焚书后重新流传的古籍作者与性质。即使单看典籍而不问职守,“经”也至多可称上古史官的某种记录遗存。⑾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⑿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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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1936.07.14~2012.03.10),祖籍江苏无锡。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着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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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

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2012年3月10日逝世,享年76岁。

学术生平

朱维铮193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就读,1960年毕业于中国古代史专业,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1988年晋升为教授。2006年被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顾问、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顾问,原中国史学会理事,原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顾问,原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徐光启研究会会长,北美《亚洲评论》顾问等学术兼职。

朱维铮师承着名学者陈守实、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他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朱维铮早年受学界前辈亲炙。他留校之初,即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1962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多受瞩目。后调任周予同教授的学术助手,协助主编教育部委托的《中国历史文选》,期间博研典籍、贯通古今。该书作为国内高校文科相关专业的首选教材,沿用数十年、屡经修订,累计发行量达50余万册。

朱维铮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传承者。他承续钱玄同、周予同一脉,无论环境艰难还是喧嚣,都长期坚守在经学史领域,整理了大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成为当今海内外最有成就的经学史家之一。他整理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是经学史领域的重要文献。他先后受邀参与主编《传世藏书》经学与经学史类文献,担任《儒藏》经学史类文献整理的主编,所做工作为后来者指引门径。他在《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等文章和《中国经学史十讲》一书中提出,经学史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经学演变有明显的“学随术变”特征,经学史与我国边疆历史有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思想,别有创见。

朱维铮被学界认为是国内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1980年,他和复旦历史系同仁组建了全国首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锐意开拓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他和庞朴教授合作主持编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28种,具有学术里程碑意义。1986年,又在复旦大学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文化学术国际讨论会,这是1976年以后首次在国内举办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上世纪80、90年代,他组织编纂了五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荟聚时贤佳文,至今嘉惠后学。他倾三十年之功撰写了《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等着作,眼光独到、思想新锐、功力深湛,影响了几代学人。《走出中世纪》出版不久即被译成英文,在国际学界产生很大反响。

都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朱维铮继承了陈寅恪、陈守实一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发展出中国史学史课程,成为复旦历史系的特色。2005年,他领衔承担课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向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献上了一份学术厚礼。他先后撰写了《史学史三题》、《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班昭考》等论文,并为《中国十大史学家》一书撰写了高质量的“司马迁篇”,体现出在史学史方面的深厚造诣。

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朱维铮重视明末以来传教士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蜕变及其在传统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他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华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也为晚明以来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视角。1993年,他主持召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一书。他还先后主持了《马相伯集》、《利玛窦中文着译集》等重要文献的整理出版,为相关领域研究奠定了权威性的资料基础。

晚清及近代学术史研究,是朱维铮毕生致力的领域之一。他对晚清经今文学旗手康有为、经古文学殿军章太炎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编校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与人合作编选、注释《章太炎选集》,为《章太炎全集》收集整理了第三卷《訄书》,对《訄书》三次结集诸问题的研究获得突破性成果。他精校详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成为当代入门读物。他与钱锺书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近代学术名着丛书》,并为每种着作撰写长篇导论。十篇导论和相关论着结集为《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代表了他在清学史领域的成就。为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他与台湾作家龙应台合作编辑了《维新旧梦录》,成为活动期间的最畅销着作。

在先生的最后几年,他结合半个世纪的治学经验勉力写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系统性的发覆,并结集出版了《重读近代史》。作者通过考证、发微和总括的笔触,揭示出中国近代困境的根源,很多观点令人深省。

此外,他还撰写了文化史普及着作《壶里春秋》,参与编撰了《中国现代史资料简编》、《孔子思想体系》等作品,并曾担任《学术集林》、《九州学林》的编委工作。

朱维铮先生治史五十七载,早期深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精髓,长期盘点经史子籍、别裁清学,稔于乾嘉考据之法、谙于现代诠释之学,

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他把清代“实事求是”的朴实学风,与现代学术理性客观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学界有口皆碑。他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主张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分“历史的孔子”和“孔子的历史”,认为应回到历史环境下找到当事人的真实经验,据此回答当时的问题,才能回应当代人的兴趣。他善于发现新领域、用新眼光审视旧问题,关于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立论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重视。他厌弃高头讲章的说教,反对故弄玄虚的矜持,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用精炼文字发微阐幽,令人会心。

朱维铮先生为师五十二载,从未脱离教学第一线,是卓越的史学教育家。他坚持言传身教、教书育人。先生一直自承:“我虽不是名师,可当得上严师;名师未必出高徒,严师或许还能出几个。”他不拘一格、提携后进。先生培养指点的学生、学者,很多已卓然成家;指导的海外学者,不少已是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2008年起,他开设本科通识教育课程“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高屋建瓴、引领初学。2011年12月中旬,已是肺癌晚期的先生,在接受放疗后坚持上课,提早到教师休息室缓坐半小时,一丝不苟讲完了人生的最后两节课。

朱维铮先生一生不懈追求真理,以学术为生命。去世前两年,他着手对《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两书作大幅修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病床上校订样稿,批注满纸。他一生自尊风骨,延续了老一辈学人风范。课间饮水,必背对学生;批改学生文稿,红笔淹墨;讲学犀利酣畅,诲人温文尔雅。海外学者赞誉先生为“低调的大师”,他谦称自己是“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他一生身体力行,履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王元化先生一起提倡“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先生晚年欣然出任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学术顾问,抱病工作,帮助栏目选题、策划、审稿,弘扬学风、启迪社会。

朱维铮先生在学术界、思想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从未离开过复旦大学。他的生命、思想和情感已经与复旦融为一体。他独立思考、求索真理的批判精神,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史家品格,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学者风骨,是复旦人永远的精神财富,必将指引复旦的文史传统发扬光大,激励全校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讲授课程

讲授《经学史》、《中国古代文献史》等课程。

社会职务

中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儒联顾问、孔子基金会顾问、上海海峡两岸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徐光启研究会会长、香港城市大学课座教授、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九州学林》常务编辑、北美《亚洲评论》顾问等,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1987年以来,曾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海外名校担任课座教授,并曾任台北驻市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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