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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来谈天关于历史的野史

摘要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乾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史》、《汉》同列。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著史旨趣及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关键词乾嘉;马班异同;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史学批评《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二者的特殊地位,比较马班优劣,探讨《史》、《汉》高下,研究相关史学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争论两千年而不衰。到了乾嘉时期,随着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更有大批学者在研究《史记》、《汉书》时涉及到此问题,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梁玉绳、章学诚、沈德潜、邱逢年、浦起龙、朱仕琇、熊士鹏、杨于果、牛运震、陆继辂、王筠、周中孚等。他们或断简零札,或鸿编巨制,从不同角度对马班异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甚丰,见解深刻。剖析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史记》、《汉书》研究的历史成果,还能使我们看到乾嘉学者自身的治史原则和方法。一、史文繁简西汶艺术网《史记》记事起于黄帝,讫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所记为西汉一代之史事。二书在内容上有一百余年的重合部分。就具体篇章而论,《汉书》一百篇中有五十五篇与《史记》所记内容相同,计有帝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故历代研究马班异同的学者,很容易从二书相同的部分着手,研究其史文繁简、记事详略、取材异同,进而评价二书的优劣。如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明人许相卿的《史汉方驾》等。乾嘉学者在研究马班异同时,研究角度已趋向多样化,但仍对两书重合部分的记事繁简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通过比较探讨了马班史书取材的标准以及他们的史识。总体而言,乾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时,已不像晋张辅等学者那样简单地以史文繁简论史书优劣,而是能够从马班著史意旨的角度讨论二书的繁简问题,比较公允、客观。如王鸣盛曾在《十七史商榷》中反驳张辅的“繁省说”,并且进一步指出“马意主行文,不主载事,故简;班主纪事详瞻,何必以此为劣”,[1]意思是说,马、班作史的着重点、旨趣不同,由此而产生记事繁简区别,对此应分别看待。陈元棫也说:“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2](卷一八)无论是简是详,都是紧紧围绕着著史宗旨而作出的取舍。司马迁《史记》为会通之作,上下纵横几千年,旨在探讨历史演变的过程,故不得不提纲挈领地记载史事;而班固《汉书》为一代之史,述西汉之始末,主在总结西汉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故需详载二百年之历史。所谓“必综会其世其帝其国其人其事之始终曲折,审其孰重孰轻,炯若观火,然后即其重者以立主意,复执此以制一切详略虚实之宜”。[3]就《史》、《汉》两书的具体篇章来说,乾嘉学者认为二者互有得失。大致说,《汉书》与《史记》相比,增加了一些诏令、奏议等,对此乾嘉学者肯定其记载详赡的一面,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事迹”等条,就指出《史记》失收许多“经术之文”、“干济之策”,认为是一种缺憾。而《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明显赞同《汉书》记事的详赡,认为《汉书》所增补之文,“皆系经世有用之文”,[4]能让读者了解到更多的史事,从而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如沈德潜所论“高帝以下诸本纪,《史记》不录诏语,即间及一二语,而不录全文,《汉书》乃备载之,以志一代敦本懋实之治”,[5]同样也肯定《汉书》多载诏令奏议。但乾嘉学者在肯定《汉书》增加诏令、奏议以充分表达史实的同时,又指出《汉书》与《史记》相比也有繁而无当之弊。如邱逢年说:“马之《律书》简而要,班之《律志》详而不得其要。”[3]赵翼也认为《汉书》所增列传有“本非必应立传之人”,并“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更进一步说,“《史记•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6]同时,他们还通过比较《史》、《汉》记事之不同,指出“班马各成其是”,如沈德潜指出:“《史记》董仲舒与申公、辕固生、伏生诸人,入《儒林传》,故只记其治《春秋》,传公羊氏学,见有功于经。而《汉书》详载其《天人三策》,及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语,见其能推明孔氏之传,此班马之各成其是也。”[5](卷三)显而易见,他们不是简单地以繁简论优劣,而是以其能否完整、清晰、准确地表达史事论优劣。这是乾嘉学者继承清初顾炎武“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7]思想的表现,也证明乾嘉学者已走出以前“繁简论”的樊笼,能一分为二地对待《史》、《汉》的文字繁简问题,作出公正的论断。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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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史”的意义,概有二说:一说以“史”为记事之义;一说以“史”为掌官书的职名。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叙述前迹,褒贬得中,足为后人借鉴,乃可称史。换言之,史的本质是“中正不阿”,史的功用是“有裨治道”,这就是中国古代对于史的观点。西晋目录学家荀勖撰«中经新簿»,分书籍为甲、乙、丙、丁四部,史始独立为丙部,而隋唐诸志则列史为乙部。因此史学在古时又称为“乙部”或“乙部之学”,其地位仅次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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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所说的“历史”,概由“历代之史”简约而来,始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狭义的历史,则仅指社会历史,即人类社会已发生的事件、经历的过程,以及对这些事件和过程的记述。研究历史的学问,称为“历史学”,亦称“史学”,其总体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基础层次,主要是史料方面,包括史料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档案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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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述层次,指完成对历史过程、本质、规律的叙述、编纂和揭示,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国别史、区域史,以及与史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等;

指导层次,主要是史学理论,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等,这对第一、二个层次的史学起着指导作用。此外,研究历史学本身发展历史的史学史,也属于史学研究范围,而且备受史学研究者本身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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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史的目的,唐代刘知幾说:“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近人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较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概括而言,历史就是“叙述进化之现象”

中国历代史学概说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指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时期,可远溯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代。中国远在商代甚至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以用来记录时事,商代还出现了史官。«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料汇编,保存了商、周时代的一些重要文献。«春秋»是中国传世的最早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记录史事,此书原是鲁国的国史,出于鲁国史官之手,而经孔子整理。如果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在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其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书的典籍,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和«战国策»等,各有特色。«左传»一书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一部史学名著,在先秦史学中成就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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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春秋»是记事之史,«国语»是记言之史,那么«左传»已经发展到成为一种言事两者兼载的编年史了。

汉魏南北朝时期

两汉时期出现了两部史学巨著,一是西汉(公元前206—公元3年)时司马迁的«史记»,另一是东汉(公元25—220年)时班固的«汉书»,并称“史汉”。«史记»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记载了二千六百余年间的史事;«汉书»则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二书各有所长,在中国史学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著作非常丰富,以断代史和人物传记最多,断代史著作多已亡佚,现存的名著有西晋(公元265—317年)时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公元420—479年)时范晔的«后汉书»等。«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四史”,是正史中的代表作。

隋唐五代时期

隋代(公元581—618年)统一和安定的时间较短,只是为其后的史学发展开出端绪。唐代(公元618—907年)史学理论家刘知幾所著的«史通»,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看法。中唐以后,开始出现旨在“通变”和“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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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各朝(梁、唐、晋、汉、周)在分裂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仍然设置史馆,史官制度亦大致上承袭唐朝的体例,保持由官方征集史料、纂修实录等史籍的基本格局。隋唐至两宋时期,官方史学发展迅速,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化,首先就是表现于官方史学的建设方面,包括史馆建置与记史、修史制度,以及官方对本朝史事的记述和纂修。

宋元时期

北宋(公元960—1126年)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内容以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为重点,在史学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南宋(公元1127—1279年)时袁枢据此编成«通鉴纪事本末»,首创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

南宋时又有郑樵撰«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宋末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通史,但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时政。«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并称“三通”。

“三通”的影响及于后世,清代和近代都有续作。清代有«续通典»«续通志»和«续文献通考»,又有«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连同近代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成为“十通”。

明清时期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大致沿袭元朝的史官制度,没有常设的修史馆局,如有修史之事则临时抽调人力,翰林院就是提供修史人员的重要机构。缺乏修史组织,是明朝官方史学不能振作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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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元1644—1912年)到了乾嘉时期,历史撰述与评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成绩,考史著作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为代表,并称“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尖锐的批评,且提出自己的史学见解,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很大建树。«史通»与«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两大史评,后世亦将刘知幾与章学诚二人并列。

近代以来

清朝末年,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趋复杂多端,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既着眼于创新,实亦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传承。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不少关于新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著译,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之类的新式著作,亦应运而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分章分节叙述历史事迹,称为“章节体”。其后史学界普遍采用这种体裁,直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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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值得注重的一事,乃学者于埋首历史研究和撰写史学著作之外,从事历史教学工作者大不乏人,为普及历史知识于大众作出贡献,成为近代史学的一大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取得可观的成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全面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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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周佳荣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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