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论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

受一战影响,源于西方的世界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渐成一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群,作为活跃于彼时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三大政治力量,都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世界主义思想倾向。于政治观上言之,他们世界主义虽各有所张,然亦显见其相类之处,或谓为原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在中国具体情势下之调整,其世界主义背后的深沉国家关怀清晰可见。

作者简介: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五四前后; 世界主义; 爱国主义;

内容提要:世界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自由流动与公平正义。西方自由世界主义是一种以清晰的宗教文化为边界的世界主义。作为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对世界主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人工智能又为世界主义的实现带来了全球性整合终结以及大公司垄断的风险。人工智能观念具有悲观的宿命论,因此,西方学者往往将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影响视为末世论的另一种表现。从中国传统出发,我们应当倡导开放的世界主义,其中包含逐级推进、多力共存、相互合作、自力更生等要素。中国学者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带进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类的全球治理开辟新的可能。

关 键 词:世界主义/人工智能/中国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五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中国逐渐出现了关于世界主义的深度讨论和研究。在此之前,关于世界主义的讨论大多在西方学术界展开。然而,尽管西方的世界主义研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学术流派和丰富的成果,但由于其建立在西方基督教知识的基础之上,因而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在人工智能时代显得更为明显。本文从世界主义的源流和本质出发,考察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世界主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从学理上分析了西方世界主义的悲观本质及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困境,最后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提出了克服世界主义难题的新观念。

一、世界主义的源流与实质

西方世界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犬儒学派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学派,而进一步发展集中体现在罗马帝国和罗马共和国时期。譬如,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就用“我是一个世界公民”(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来表达其世界主义情怀。当然,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不把自己的归属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城邦。①这一时期的世界主义,基本上可以被定义为古代帝国的世界主义。古代帝国大多将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并具有向外扩张的趋势。比如,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由此可见,在交通和通讯等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世界,能够在广大范围内思考世界的问题是何等可贵。由于基督教的观念本身就是世界主义的,因此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以宗教为核心的世界主义蓝本。譬如,在基督徒看来,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们看来,人们无论从属于哪个种族、庄园、国家,只要信上帝,就可以结成兄弟姐妹关系。

此外,中世纪的教皇和教会的力量强化了世界主义观念的传播。教皇作为整个欧洲秩序的主宰者,与封建主之间结成了联盟关系。封建主通过向教皇缴纳赋税来表达对教皇权力的遵从,教皇则以上帝之名赋予封建主以权力,作为合法性的认证。在基督教的理念中,世界是上帝的领地,而世界上的人民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子民在上帝的领地内流动,也是自然之意。然而,在中世纪也形成了大量的行会制度和封建制度来限制人的流动。所以,尽管就本质而言,基督教是拥抱世界主义的,但是由于教会统治和封建统治的需要,世界主义所表达的人的自由流动观念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播。

近代以来兴起的全球化运动是一种新的世界主义运动,其背后的力量是摆脱宗教统治和资本主义运动的结合。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统治长达千年,这段历史被后人描绘为“黑暗时代”,由此可见当时基督教统治的苛刻程度。基督教不仅利用“什一税”等财税手段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控制,而且还对人们的精神进行严密控制。因此,近代的启蒙之所以贯之以科学、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其根本原因是希望摆脱基督教对人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控制。西方政治哲学恰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因此,西方近代的哲学家主要从事两类工作:一类是以基督教的精神和要义来构建一个仿照其精神的世俗世界。例如,托马斯·霍布斯就以利维坦之名,将基督教领域中的主权者即上帝替换成主权国家的君主,构建一个尘世版的主权者。此外,启蒙哲学的另一思想要义是自由,其主流思想流派也被冠以自由主义之名,目的就是通过构建和发掘人的主体性,摆脱基督教对人的控制。这种运动与资本家群体的兴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在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后,这一全球化运动以商品流动为基础,同时辅之以文化、资本和人的流动,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

近代西方世界主义的本质是流动。这种自由流动一开始是为反抗基督教统治,但随着传教士力量在流动过程中的凸显,这种流动便与基督教的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侵入,往往采取这样一种模式:首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他国大门,通过订立商品、贸易的协议框架,使其商品可以大量进入非西方国家,并通过货物贸易,以较低廉的成本获取原材料;随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派遣大量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首先以医院、学校为中心展开工作,帮助非西方落后国家解决一些医疗、疾病等问题,并试图提高他们的识字率。事实上,这种行为最终为整个西方价值观的输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模式实际上也是西方近代以来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模式。西方商品和文化的介入,改变了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同时也以巨大的力量将非西方国家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

世界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自由流动与公平正义。世界主义首先就意味着人的自由流动。流动是人的天性,也是获取生存机会的一种自然行为选择。一个人在某个地方长期定居,就会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和结构,这有利于保障其自身利益。但是,一旦开始迁徙,人们原有的社会网络就会被割断。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将离开传统社会网络的人称为“赤课的生命”。②其含义是,迁徙人原有的社会网络一旦不复存在,其在原先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也都将被剥夺掉,这就是流动的代价。世界主义的第二个要义是要保障人们在流动的基础上享有公平正义。例如,一个非法移民进入一个陌生国家之后,其非法身份会使他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阿甘本提出“赤裸的生命”这一概念的目的,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而使人们在流动过程中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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