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切磋所,中华民族宗族论与民国时代的边陲自治实践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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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吴启讷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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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一、近代转型:从藩属到边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古代中国王朝对帝力所不及的边缘地区实行羁縻、分封、分治等政治措施,从性质上看,都是间接统治。这一点使得非汉人群体长期享有实质的自治。从1870年代开始到1930年代末期,清朝与其共和继承者启动易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的进程,辅以同化政策,实质上开始动摇非汉人传统的自治模式。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从双核帝国到中华王朝,再到中华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包含着传统中国因应西方威胁的民族主义化过程。同样,面对西方势力的介入和传统中国的转型,生活在传统中国领域内,或者在清朝双核帝国体制内扮演重要角色的非汉人群体,也开始以民族主义作为因应时局的武器。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同血统,同语言文字,同习惯,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非汉人群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寻求确认自己的身份。可以说,不论是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包容性的中华民族主义,其成长皆同步伴随非汉人群体民族主义的成长。在不同非汉人群体的民族主义之中,其终极诉求,固然包含如蒙、藏与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那样,追求独立、建立本民族之民族国家的例子;也包含更早整合到中华帝国秩序中,在近代几乎是无异议地接受了“中国人”国族身份的东南与西南山地农耕群体(苗、等),追求与汉人以及满、蒙、回(突厥语穆斯林)、藏等“五族”的政治平等,因为后四者在标榜“五族共和”的新的民族/主权国家中取得了与前者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相应的政治、文化权利。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非汉人群体民族运动中的分离主义倾向,受到有意肢解中国的列强的支持。这一现象,引发正在接受西方“国家主权”观念的清朝和其共和继承者的强烈警觉。共和中国建立后制订的历次宪法,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屡次以列举的方式确立领土范围,其中皆包括中国各行省与尚未行省化的蒙古及西藏。作为居统治地位的强势一方,朝廷和后来的中央政府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和法律等一切可能的手段压制离心倾向,在相当程度上阻绝了非汉人群体的政治自决之路。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面对从清末到192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在内蒙古及藏语区东部以行省化为目标的双重行政设置,以及随之而来难以阻挡的汉人移民和农业开发,[1]蒙、藏等族精英退求其次,转而从“五族共和”的口号中找寻对策,标举“民族自治”,试图寻求在中国体制内最大限度地保障本族群的利益。中央政府则担忧“民族自治”将弱化权力核心的控制力,甚至可能成为分离的前奏,因而在不得不承认非汉人群体平等权益的同时,尽力回避非汉人群体“民族自治”的诉求。出身汉民族主义革命派的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强化以同化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论述,另一方面,以中国“地方自治”的普遍问题混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质,借以化解“民族自治”诉求的冲击效应。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边疆自治实践即是这一诉求的具体呈现。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除了政界方面的人物以外,“中华民族”一词也开始为学者所采用。1914年6月著名学者辜鸿铭在北京东方学会上宣讲他的《中国人的精神》论文,其中就多次提到了“中华民族”。比如,他称“中华民族”是“一古老的民族”,尽管它“在目前仍是一个带有幼稚之像的民族”,但它所取得的“辉煌的成绩”,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欧洲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他们不仅将亚洲大陆上的大部分人口置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维持了它的和平。”[27]“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善谐和。”[28]同年4月,一位署名叫“光升”的作者在《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之国民性》的专论,依据他对西方近代“民族”概念的理解,认为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之民谓之五族”,还不如仿照“大日尔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的叫法,“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29]

   二、中华民族宗族论的三个前奏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虽然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还不能说“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民初已得到了最终确立或形成。因为。第一、当时人们使用得更多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中国民族”、“国族”、“华族”等观念,[30]
“中华民族”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使用。如1913年初,吴贯因在《庸言》第7、8、9号上连载《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个论析了汉、满、蒙、回、藏混合和同化其他民族的历史,并认为五族能混合和同化其他民族而成一大民族,“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当非不可能之事”。因此,他主张随着五族之间进一步的混合和同化,“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应统称为“中国民族”。[31]1914年湖南安化人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一书,在详细考述中国历代各种史书的有关记载的基础上,对汉、满、蒙、回、藏、苗六族间的同胞关系作了全面论证,认为“汉、满、蒙、回、藏、苗论远源为同种,论近源为同族”,是同一个民族。[32]但他称这同一同族为“华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他书中只是偶尔用之。第二、“中华民族”在一些人那里指的还是汉族,而非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清末时,在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那里“中华民族”实质上指的汉族,到了民初,这一现象有了改变,不少人开始在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但同时在汉族或别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也还大有人在。比如,我们上面引用过的1912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其中所讲的“中华民族”指的便是与“满、蒙、回、藏诸民族”同居一国、“谊属兄弟”的汉族。[NextPage]

  
19世纪末期,一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之下,将中国的危机归咎于落后的“异族”统治。这种认知,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革命派”排满、“驱除鞑虏”的汉民族主义诉求。与革命派的主张相对,立宪派改良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等主张容纳包括满人在内的非汉族群,共组一个国族——“中华民族”。经由论辩,革命派与立宪派双方都调整了各自的观点;革命派最终有条件地接受“中华民族”的观念。[2]

“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确立或形成是在五四前后。这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以及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是民族自决。[33]所谓民族自决,就对外一方面来说,也就是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用陈独秀的话说:“‘对外发展主义’,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理的思想。但‘民族自决主义’(就是在国土之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我们是绝对赞成的”。[34]因此,随着民族自决理论的构建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诸如五卅运动、收回租界和教育权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各民族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才有可能够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和自由。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从早前的旧民族主义发展成为新民族主义的。新民族主义不同于旧民族主义之处,就是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内容。1924年他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谈到民族主义时就明确指出:“对于国外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35]不久在《致全党同志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凡夫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悉当祛除解放,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是所有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36]而要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首先就必须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一大中华民族。1923年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在谈到民族主义时便明确指出:“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37]几乎同时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党纲》所确立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38]

  
从清末到抗战前夕,有关“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内涵源流的论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与三个方向。第一阶段,从清末到民国肇建前夕,以立宪派的主张为代表的“从多元到一体”论是该时期的主流;第二阶段,从民国初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前夕,以孙中山的主张为代表的“同化主义”是这一期的主流;第三阶段,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学界和政界兴起“同源论”,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是这一论述的极端形式。[3]

在民族自决理论构建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推动下,“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并最终得到了确立和形成。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舞台上,除北洋军阀外,主要有三大政治力量或政治派别,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而这三大派别对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都有一定的自觉性。

   (一)从多元到一体

首先我们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清末,孙中山虽然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但没有用过“中华民族”一词。到了民初,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也只是偶尔用之,他用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民族”、“五族共和”。但到了五四前后,“中华民族”一词就经常见于他的文章或演说中了。比如,他在1919年9
月写的《<战后太平洋问题>序》,10月写的《八年今日》,以及同年写的《三民主义》等文中,都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在《<战后太平洋问题>序》中,孙中山强调了太平洋问题对于中华民族之生存的重要性。因为所谓太平洋问题,也就是世界海权问题。而海权的竞争,经历过由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过程,今后又将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昔时之地中海、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运者也”。[39]在《八年今日》中,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和一切拥护民国的有识之士,“服膺革命主义,勉黾力行,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以贻留我中华民族子孙万年之业”[40]。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对清末的排满革命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清末的排满革命只是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是“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41]后来他又多次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倡导汉族与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形成一新的中华民族。1920年他《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就指出:民族主义当初是用来破坏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现在我们要把它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42]在同一演说中他还反复强调:“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我看,暹罗在国际上比中国地位还高,所以我们定有积极的将我四万万民族的地位抬高起来,发扬光大。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是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乃完了”。[43]国民党改组后,融合各民族以成一中华民族,以便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更成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和基本国策。

  
梁启超率先以“中华民族”一词指涉近代中国境内各族群,[4]梁与杨度等人更将“中华民族”设定成为一个包容且开放的体系。[5]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李大钊。早在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就使用过“中华之民族”的概念。1917年,他又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在《甲寅》日刊上连续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实政治条件,提出中国人应激发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并认为“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44]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写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45]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首次引用,也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1919年8月4日,他在《湘江评论》第4号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功”。[46]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使用来看,他们所讲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作为五四后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最早接受和使用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代宣言》中。该《宣言》在谈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时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之一,便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922年9月中共机关报《向导》创刊,其发刊词强调:“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1926年发表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甚至还喊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

  
梁启超“中华民族”理论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境内各历史-文化群体之间原本存在的差异和多元现象,但同时也乐见其一体化的趋势。换言之,梁启超的多元一体论有两个面向:其一,认定中华民族之下的各民族有天然的文化和历史关系,有潜力结合成为一个大民族;其二,承认这种关系之下仍存在诸多差异,尚不足以在现阶段铸一个无差别的大民族,但借由建立民族国家,如美利坚之例,则足以在未来成为无差别的大民族。[6]

至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华民族”一词的接受和使用比以孙中山为代表国民党人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早,也更为自觉。如前所述,“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就是由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他又多次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但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由于这时的梁启超已离开政治斗争舞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因此他不是从当下的政治需要,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的。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课外演讲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一学期结束,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共10万余言,192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在书中他提出,“今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之中国史”,就必须研究“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如何?”“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何时代发展至某部分?何时代又发展至某部分?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抑已停顿?”“外来蛮族——例如匈奴突厥等,其与我共争此土等者凡几,其来历如何?其纷争结果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世界其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例如印度欧洲等,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影响于彼者又何如?”等有关“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发展的重大问题。[47]但由于该书重点讨论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而不是中国历史的本身,所以梁启超在该书中只是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和阐述。同年,梁启超又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该文中,梁启超开章明义便指出,民族既不同于种族,也不同于国民,一民族可以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种族,一种族也可以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国民亦如此,一民族可以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一国家的国民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组成,血缘、语言和信仰虽然是民族成立的“有力条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民族成立的最重要条件或“唯一因素”是“‘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那么,什么是“民族意识”呢?所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48]而“‘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则是民族长期交往、融合和发展的自然结果:“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人,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緻密,乃发明共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俨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49]依据对“‘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的上述理解,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考察和总结,认为一开始便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或“诸夏”族群不仅是“中华民族之骨干”,[50]而且具有很强的民族“同化力”,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化合”周边各族群,最终使“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51]所以,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这种结合从“诸夏”的名称上就能得到见证:“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52]梁启超还从地理、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和战争等多方面分析阐述了“中华民族同化力”之所以“特别发展”,作为“中华民族之骨干”的“华夏”或“诸夏”族群,在“三千余年”的“蜕化作用中”能不断地“化合”周边其他各族群,而不为其他各族群所“同化”,并最终“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原因。[53]他据此还得出三点结论,即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54]由于梁启超的学术地位及其社会影响力,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就对梁启超此文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尤能著眼于民族的整个性,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55]

  
值得注意的是,立宪运动期间,留日满蒙旗人和满洲官员对梁启超、杨度等人消除满汉畛域主张的正面响应。[7]旗人精英同样意识到满、汉乃至蒙古人之间内在的联系与一体性;有人更特别强调中国各民族,尤其是满、汉两族共同的命运、利益与责任,[8]进而具体论证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必然性与现实可能[9]:不仅满、汉,整个“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也”,“准之历史之实例,则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强之大势,则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则已足系定其国民的关系矣”。在这样的认知下,留日旗人在不同场合里多次径称“我汉、满、蒙、回、藏四万万同胞”。

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外,也有其他一些学者,甚至来华访问的外国学者用“中华民族”一词来表达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如1920年来华访问的罗素,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谈到“中国的种种问题”时写道:“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以对。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56]在该书中,他还比较了中西文明,并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地民族习惯的坚忍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57]据林家有先生研究,这是“比较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来分析和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论著”。[58]

  
留日满蒙人士在“国民”观念的启示之下对于中国族群关系“从多元到一体”的体认,在现实中影响到民国建立前后的族群思想与族群政治。仅以清末论,立宪运动的族群论述事实上被晚清政府接纳,成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10]1912年2月12日,清室在逊位诏书中甚至表示“总期……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40年代蒋介石论证“中华民族宗族论”的过程,与留日旗人关注中国各族群的历史渊源与共同命运的思考角度也极为相似。

五四前后,民族自决理论的建构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得到了最终的确立或形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时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以及个别学者,“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并没有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也就是说还没有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普遍认同和使用,当时还有一些人认同和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吾民族”、“全民族”等观念。例如,陈嘉异在《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中,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尤其是在谈到中国的民族精神时,用的就是“中国民族”、“吾民族”(见《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常燕生一篇参与五四文化争论的文章,其标题就叫做《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见《东方杂志》第24卷第24号)。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他们在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同时,也在使用“中国民族”、“全民族”这样的观念来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比如,1925年共产党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等文件中,采用的便是“全民族”而非“中华民族”。同年6月,瞿秋白发表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2号上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用的也是“中国民族”。“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社会上流行、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普遍认同和使用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NextPage]

  
当1920年代末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开始建构“中华民族同源论”之际,时任青年党宣传部长的常乃德继承梁启超承认差异的主张,在其著作《中华民族小史》中,明确主张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论。[11]

迈克尔·弗里登曾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59]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60]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接受和流行。

   (二)同化主义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的,他们在屠杀、烧抢、掠夺中国人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民族的区分,这正如东北沦亡之后流行的《流亡三部曲》的歌曲所唱道的那样:“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在客观上教育了中国各族人民,增强了他们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比如,曾经传诵一时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就如此满怀真情地写道:“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61]所以,当1935年田汉作词、聂尔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问世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歌声,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广大汉族民众在唱它,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众也在唱它,甚至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他是那一个民族的中国人,都会有人唱它。文化界名人曹聚仁曾经这样描述到:“从敌人进攻沈阳的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综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62]《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愤歌声,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

  
在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针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论辩中,双方都对原本的立场有所妥协。革命派最终放弃在情感上极端排满、在理念上追求建立西欧式单一民族国家的诉求,有条件地接纳了“中华民族”的观念。革命派所提的条件是,“中华民族”只能建立在以汉文化“同化”满、蒙、回、藏的基础上。[12]这一条件为立宪派接受。[13]妥协的结果,得以让革命派在清朝倾覆后,将“排满”解释为反对满清贵族与腐败政府,并以“融合”、“同化”为前提,接受立宪派“五族共和”的主张。

其次,国共两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武昌事变后一个月,革命派中力倡排满的国粹派代表人物即转而主张“以汉族主治,同化满、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为一大国民”。1912年1月22日,中国同盟会总部在其公布的新《总章》中,开宗明义,宣示该会将“实行种族同化”。1912年8月,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党的宣言中也表明将“励行种族同化”。

早在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同享民有、民治、民享之幸福。”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有意识的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比如,1937年5—6月之间国民政府组织编辑的《绥蒙辑要》,[63]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便写道:“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并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现在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于国内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的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64]1938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在解释“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指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和“整个的国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诸少数民族有庄重的承诺,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而要实践此项承诺,“必有待于此次抗战之获得胜利”。否则,“吾境内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压迫,无自由意志之可言。日本口中之民族自决,语其作用,诱惑而已民,煽动而已;语其结果,领土之零星分割而已,民众之零星拐骗而已”。“宣言”因此而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基于“中华民族”的立场,反对分裂,坚持抗战,“惟抗战获得胜利,乃能组织自由统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65]七七事变前后,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还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展开过一场讨论。在讨论中,顾颉刚先后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章和演讲,从历史上证明中国境内的所有种族,无论从血统上说还是从文化说,早已融合为一,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到如今,“不要再说你属那一种族,我属那一种族,你们的文化如何,我们的文化如何,我们早已成了一家人了”,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除“中华民族”外,现实中不存在其他民族,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实在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从而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个别民族分裂分子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图谋分裂中国的可乘之机。[66]尽管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目的,是要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以挫败日本帝国主义和个别民族分裂分子以“民族自决”的名义来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满、蒙、回、藏等“五大民族”只是“种族”而不是“民族”的观点,则又是错误的,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所以,他的文章和演讲发表后,受到了翦伯赞、卫惠林等人的批评。然而,却得到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认同和采用。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讲话,他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以及认知这些关系的现实必要性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只能称为“宗族”,而不能称为“民族”,因为“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成了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后来,在《中国之命运》的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中,蒋介石又反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中华民族”,其他所谓的“民族”都是“宗族”,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成长史,“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蒋介石之所以认同和采用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理论在客观上的确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以蒋介石的特殊地位,《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和《中国之命运》曾被广泛宣传、转载、引用和出版,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中华民族”的观念也因此而得到了广泛传布。

  
与此同时,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各政党、各地新政府纷纷成立团体,主张与推动民族同化。1912年3月,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满人恒钧等非汉人士也参加发起。梁启超的追随者吴贯因,复于1913年撰写《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一论析五族的混合性质,说明各族间血统等互相渗透的历史,进而主张五族的最终同化。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重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比如,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就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澈底的解放和独立”。[67]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
1937年5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发表《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指出“民族统一纲领的基本方针”,就是“御侮救亡,复兴中国”,而“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实际内容”,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即:“对外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实现“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68]在第二天所作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报告中,张闻天更是无比自豪地宣布:“在中共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过去和将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不能分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才能使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得到可靠的保证”。[69]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各民族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这年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该《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认为它使得“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并呼吁:“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70]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多次在宣言、文告、会议决议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中,提到或论述过“中华民族”,并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自居,一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自称为“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或“中华民族抗日先遣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文告、会议决议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中,
以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社会影响最大,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在该文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构成以及基本使命,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71]

  
1912年至1914年间,各政治、社会团体的族群政策主张,不约而同地指向“民族同化”;在涉及各族群权利的议题上,也强调“化除畛域,保存地方权益”。有意以“地方”的概念规避或至少淡化该议题中的族群、文化色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而且与国民党、蒋介石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不同,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72]比如,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则应该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一再强调,要“团结中华各族、一致抗日”,并主张赋予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在杂居地方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禁止大汉族主义,给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的地位;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国家。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谈到中华民族的基本人口构成时毛泽东又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73]同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发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也强调:“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74]很显然,中国共产党这种既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主张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同时又认为中国各民族已“组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与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相比,它更能为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所接受,也更有利于他们树立起自己既是本民族的一份子又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经过建构近代国族认同的“五四运动”,孙中山再度抛弃多元文化主义的“五族共和”论,明确宣示国民党版的“中华民族主义”,即致力于将中国各族群融合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一个中华民族。孙以列强觊觎中国、非汉人无力自卫为由,强力主张“民族同化”,而他对“美利坚民族”的“熔炉”效应的向往,并不下于对美国共和制度的向往。[14]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少数汉奸和卖国贼外,全国各族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和性别,都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之中,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1937年7月29日,亦就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7天,“北平回民守土后援会”发出通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本牺牲到底的精神为我政府及29军后盾。”[75]随后又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号召全国回民同胞本着民族大义,“团结奋起,保持爱国荣誉。”[76]“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要求各族人民团结合作,“保卫新疆永为中国领土”,“一切为着抗日胜利”。[77]西藏的喜绕嘉措大师发表《告蒙藏人民书》,号召蒙藏人民团结为国,支援抗战。著名的回族大阿訇马良骏在新疆第三次声援抗日大会上慷慨陈辞:“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我虽然是一个将七十岁的老朽,我愿意率全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广西象县瑶族同胞在歌谣中这样唱道:“妹鸳鸯,情哥现在去前方;哥去前方打日本,回来我俩慢结双。妹鸳鸯,哥去前方妹莫忙;若是打得日本败,又得保护我家乡。哥去前方莫管他,想到抗战几发达;打得日本灭亡了,一来得保我中华。”[78]

  
在革命党人、各党派团体与北京政府的共识之下,“民族同化”成为民初“五族共和”政策中重要的一面。民国建立后,中国各族群间的文化融合加速。这一现象不仅与近代交通、传播手段的进步和社会流动的增加有关,更是政府在有意引导教育内容的前提下推动边疆与非汉民族新式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民族同化的方向也得到立宪派和某些共产主义者的正面评价。[15]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1938年9月创办于武汉的救亡刊物《国民公论》的发刊词中就这样写道:“战争是个大熔炉,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民族才能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也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才能在新的铸型上面建造起来”。事实证明,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这个“大熔炉”,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实现了大团结、大联合。与此同时,各民族是一“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比如,1938年4月,由蒙、藏、回等各少数民族代表组成的“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所发表的《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前方将士书》、《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国内外同胞书》及《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世界各友邦人士书》中就表示:“我们都是边疆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宗教语言习惯虽有不同,但我们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一家人,有着一条心……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份子,和则两利,分则俱伤,日寇嫉我复兴,妄想一举亡我,以实现其独霸东亚的迷梦……我们对于抗战胜利具有十分的信心,同时也就是说明了一个真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致的,无论什么敌人也分化不了的’”。蒙古郡王旗札萨克图布升吉尔格勒在广播中说:“我虽是个蒙古人,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也知道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何况我们汉、满、蒙、回、藏原是一家骨肉同胞兄弟呢,所以要本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一起团结起来,集中我们的意志和力量打倒日军阀。”回族将领白崇禧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大会上再三强调,协会的使命是“救国兴教”,而要复兴回教,首先就要团结救国,他并批评了少数回民中存在的“争教不争国”的错误理念。他说:“必须要使每个教胞都知道,有国家才有宗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我们中国各民族应该遵照国父的民族主义,由家族、宗教而国族,造成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79]

  
然而,1920年代前期国民党版的中华民族国族建构与国家统一目标,同时受到共产国际与奉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质疑和挑战。[16]在中国国内民族问题上,苏联期待国民党在“联俄、容共”政策之下,接纳苏联式的“民族自决”模式。[17]

复次,九一八后兴起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对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清末民初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是民族国家、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是民族自决的话,那么,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则是民族复兴。[80]当时创刊于北平的《再生杂志》、创刊于天津的《评论周报》和创刊于上海《复兴月刊》等刊物,都明确宣布以“民族复兴”作为办刊的宗旨,其他许多未标明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报刊也都大量的刊登过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论”,开辟专栏,就“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如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吴庚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周佛海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也相继出版。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垒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81]

   (三)同源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民族复兴”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明确提出并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最主要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激化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这正如张君劢等人在《我们要说的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日本的残暴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之中,但“危机”也就意味着“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或则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心情。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82]黄郛在为《复兴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也指出:“中国今日,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物质精神,俱形枯稿,实离总崩溃之时期已在不远。试问吾四万万人同立在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究竟将何以自处?吾敢断言,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中国无一人甘沦为亡国之民”。所以,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复兴”。而《复兴月刊》的宗旨,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寻找一条道路。[83]邹文海在文中也写道:“感谢日本飞来的炸弹,因为它无形中启发了我们新的政治生命。外寇的压迫,引起了国人自尊的心理,对外的抵抗,破除了向来自私的习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从此以后,要在一致势力之下,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84]

  
从“多元一体”理论到“同化主义”倾向,显示的是思想界与政界从承认中国在整体之下存在差异,到致力消弭这些差异(不论其是否正当)的过程。当“从多元到一体”理论与“同化主义”思想纠缠并存之际,也有人更执着于认定“中华民族”自始即是既“同源”又“一体”的“一个”民族。与前两种理论的前提不同,这一理论倾向于淡化、掩盖或径自否认中国境内族群间的差异;它的出现,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对日抗战两项政治因素,亦即与“公民”与“领土”两大因素的优先影响力有直接的关联。

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在知识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热。美国学者艾恺曾经指出,在经受外来侵略的国家中,知识界常常在当下找不到民族复兴的根据,他们只能通过文化和历史来建构一种民族的神话,寻找出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优越性,从而证明民族有复兴的可能。[85]中国作为一个长期被东西方列强侵略的落后国家,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也就首先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上。以民族史而言,有易君左的《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黄籀青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张大东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等等。此外,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和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虽然书名上写的是“中国民族”,但书中的目录标题和内容大多使用的是“中华民族”概念。在文化研究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史著作大约5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出版于九一八事变后。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这是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86]张君劢于九一八事变不久即著《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重点论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以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他指出,除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丝、茶、瓷器等等这些为西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外,中华民族文化在宗教、社会、学术和美术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尤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文化之生命,较他族独长。与吾族先后继起之其他文化民族,已墓木高拱矣,而吾华族犹巍然独存”,我们决不可因今日中国的失败,而否认历史上中华民族所取得的成绩。实际上,与古代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不特无逊,且时有过之”。[87]在另一篇文章里,张君劢进一步细化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种种优秀因素的表现,并认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具有普世意义,可以与世长存的。所以,中华民族在今日不应妄自菲薄,中国历史经久不衰,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且其中的许多成分都可以作为当今民族复兴之养料,“吾不信中华民族不与能天地同其久长也”[88]。1932年9月1日创刊的《复兴月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世界之关系》,在谈到中华民族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时指出:“我五千年之文化,五千年之历史,危而不亡,颠而不倾,固自有精湛之特性,而非其他民族所能企及者”。[89]上述这些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及其文章,尽管其具体内容和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以激发团结抗战的力量,树立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信念。

  
事实上,在承认中国境内族群差异的同时,立宪运动民族主张的另一重要面向,就是强调立宪国家国民的一体性。与承认差异以保全国土的动机相同,强调国家国民的一体性的动机,同样在于应对列强的蚕食瓜分。

除上述原因外,抗战时期,因战争而造成的人口大量迁移,尤其是处于战火中心的内地人口向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迁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杂居、交往和融合,加上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相对闭塞的落后状况。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杨度即主张在立宪的基础上,将“汉、满、蒙、回、藏等族”视为“同处一政府之下”,“一国之国民”。[18]在杨的论述中,融合五族的“中华民族”,是(立宪后成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新中国”的对应物,其内涵已十分接近“中华民族”系“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国民”这样的现代定义。在此后的立宪运动中,更出现了体现中国境内各族群一体化观念的“国族”一词。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开始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广泛使用。七七事变前夕,有人曾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作过这样的总结:“自十二年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渐渐成熟,尤其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对这种观念尤为明了,且求之甚切!”[90]而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大“熔炉”,更进一步“把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条心融冶成一座坚实的牢固不破的整体”了。[91]从此,“中华民族”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了人们书面和口头的常用语。[92]我们翻阅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出版的报刊和书籍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人们在统称中国各民族时一般都用的是“中华民族”,而很少使用“中国民族”、“华族”、“国族”或“全民族”等其他概念,[93]除个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外,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人们常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而奠定这一枢纽的基础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之观念的普遍认同。[NextPage]

  
除梁启超、杨度外,清末“中华民族”论者普遍期待未来“政治法律之统一”之下国内各族群人民均为地位平等、身份相同之“国民”。质言之,他们将“疆域”或“国界”视为区分民族的重要界线。同理,也正是基于对疆土沦丧的愤懑,对捍卫国界、光复失土的期待,李大钊等人才格外强调已不在中国境内的台湾的人民仍同属“中华民族”。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合一过程,在“中华民国”建立后正式启动。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1年12月20日,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人士发起成立的共和统一会《宣言书》也将“统一”之义解释为“疆土之统一”与“人民之统一”。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由于中华民国实质上被设计成为以汉人为主体的近代民族国家,它的成立,使得原本抱持狭隘大汉民族主义意识的革命党人心态趋于平衡,有助于他们接受较具包容色彩,而其含意又已被定为“中国国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对于取代南京临时政府的北京政府统治当局而言,政治论述的包容程度更可能决定政权的存续。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面对外蒙古独立事件,袁世凯于1912年初致电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称“外蒙同属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在一身则如手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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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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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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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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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27]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37页。

[28]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29] 光 升:《论中国之国民性》,《中华杂志》创刊号。

[30]
“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国族”等虽然指的都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但在内涵上则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或同一性,而“中国民族”或“国族”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和法律上的联系或同一性。就二者比较而言,“中华民族”更符合“民族”理论和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事实,也更能得到各民族的认同。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的版图时有变动,政权多有更迭,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和法律上的联系也因而有所不同,但版图的变动、政权的更迭并不影响各民族之间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或同一性。1924年李大钊在《人种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却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版,第427页)

[31]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见《庸言》第1卷,第9号。

[32] 夏德渥:《中华六族同胞考说》自序,1917年湖北第一监狱石印。

[33]
参见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华东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

[34]
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35]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27页。

[36]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541页。

[37]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

[39]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页。

[40]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32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87页。

[42]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92页。

[43]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94页。

[44]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0页

[45]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1页。

[46]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3-394页。

[4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舍集》第10册,专集之73,第5—6页。

[48]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舍集》第8册,专集之42,第1—2页。

[49]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舍集》第8册,专集之42,第2页。

[50]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舍集》第8册,专集之42,第4页。

[51]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舍集》第8册,专集之42,第8页。

[52]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舍集》第8册,专集之42,第4页。

[53]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舍集》第8册,专集之42,第33页。

[54]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舍集》第8册,专集之42,第31—32页。

[55] 钱 穆:《国学概论》,第363页。

[56] 沈益洪:《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35页。

[57] 沈益洪:《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53页。

[58]
林家有:《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九辑·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59]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60]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61] 见1938年7月12日《新华日报》。

[62]
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发行,第56页。

[63]
该《辑要》没有出版时间,但从其中采用了民国二十六年五月的有关资料、而没有涉及全面抗战的情况来看,应该编辑于1937年5—6月期间。

[64] 《绥蒙辑要》,第1—2页。

[65]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67—468页。

[66] 1939年2月23日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

[67]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

[68]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56页。

[69]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67—268页

[70]
转引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

[71]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623页。

[72]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8页。

[73]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页。

[74]
《抗日战士政治课本》,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7页。

[75] 1937年7月29日《晨报》。

[76] 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

[77] 1938年10月31日黄火青在反帝总会民众联合总会联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78]
转引自娄贵品《共把日兵赶出境,保住我国好河山——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增强》,2011年12月30日《中国民族报》。

[79] 转引自林松《白崇禧其人其事杂议》 。

[80] 郑大华:《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

[81] 吴 钊:《复兴之基点》,《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1日。

[82]《我们要说的话》(该文署名“记者”,实为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共同撰写),《再生》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

[83] 黄郛《发刊词》,《复兴月刊》第1卷第1期。

[84] 邹文海:《选举与代表制》,《再生》第2卷第9期,1934年6月1日。

[85]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86]
周积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光明日报》1997年10月14日“史学版”。

[87]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第148——157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88] 张君劢:《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再生》第1卷第4期

[89] 寰
澄:《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世界之关系》,《复兴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9月1日。

[90] 陈健夫:《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2页。

[91] 马天铎:《三民主义与回教青年》,《回教论坛》半月刊第2卷,第9期。

[92]
据黄兴涛教授研究,1936年编就、1938年由中华书局发行的大型辞书《辞海》中,第一次收入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内容。在“中华民国”的专条里,曾特别说明:“民族合汉、满、蒙、回、藏、苗等人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人口共约四万万七千余万”(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辞海》第一次收入有关“中华民族”的内容,说明“中华民族”之观念已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并对其涵义有了基本共识。

[93]
以中国共产党为例,九一八事变之前,甚至在华北事变之前,在其文件、宣言、会议决议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中,经常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全民族”互用,但到了华北事变后,尤其是到了七七事变后,不仅“中华民族”的用量大增,而且很少有与“中国民族”、“全民族”互用的情况发生。

本文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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