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逻辑流贯而完整的把握,文学史应该是以著作为主

德国汉学家顾彬十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Literatur)中的前七卷文学史部分(后三卷是索引和工具书)的中文译本,已在2008—2013年间出版了。这套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也是最先出版的,是《中国诗歌史》(DieChine⁃sischeDichtkunst),这在顾彬看来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现在把我的《中国诗歌史》作为首卷付印的话,那也并非出于作为编者和作者想要占据首位的虚荣心,而是处于历史的必然:众所周知,就是在中国,文学或文化也都是以抒情诗为其开端的。”顾彬1976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DaslyrischeWerkdesTuMu(803–852).VersucheinerDeutung.],并于1985年出版了《空山——中国文学自然观之发展》(DerdurchsichtigeBerg.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an⁃schauunginderchinesischenLiter⁃atur.),这些都是以诗歌为中心展开的。

这是顾彬写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

文学史;汉学家;德国;中国;著作

顾彬认为,他的这部诗歌史有多个不同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说明,中国到了宋代以后,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为什么不可能会再有好诗出现了。10世纪中叶以后的诗歌完全没有办法跟唐朝及以前诗人的作品相比。这说明宋代以后,中国思想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允许文人写好诗了,他们转到其他的文学形式上去了,比方说小说、戏曲、散文等等,特别是散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时代,对社会、对自我、对文学的见解不一样。中古时代的唐代,宗教和美学是不可分的。顾彬认为,唐末以前,文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是美学式的关系,这当然也包括哲学、宗教等等在内。但到了宋以后,文人与社会、政治、文学的关系不再是美学式的了,而是伦理式的关系。面对社会的问题,宋代的士人不再想从美学出发来解决了,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宋以后,中国的诗歌会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宋代人不能够再创造什么意境了,他们的语言冗杂、繁复,虽然思想性不一定比唐代人差,但想要表达什么就会径直告诉读者,不再需要什么含蓄、委婉了。顾彬认为,即便像苏东坡这样的宋代大文豪,他的诗歌成就也没有办法跟唐代的诗人相提并论,但他的词和散文写得还是相当出色的。如果今天我们只从形式上来研究苏东坡的诗歌,那么会感到非常失望,但好在他是有思想深度的。跟唐代艺术的大气、自信相比,宋代艺术更趋于精致与紧缩。与苏东坡同时代的黄庭坚的行书,奔放、挺拔、飘逸,甚得二王之精髓,但他的诗歌创作却仅仅保留了外在的形式而已。

“40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这是顾彬写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这位德国学者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的诗以来,从此对中国文学痴迷有加。

当得知国学大师钱穆1955年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时讲授的《中国文学史》,60年间从未以任何形式公开面世,最近,其87岁弟子叶龙将60年前的笔记整理成书,独家授权本报以连载的形式首发的消息后,特别是钱穆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直道:“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顾彬对钱穆这种省思颇感兴趣,并欣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加入了“再提‘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

对顾彬来讲,《诗歌史》一书是由三条红线贯穿始终的:“迄今为止被人忽视的宗教观点应当成为我的表述的三条线索之一。另外两条线索是把探讨‘忧郁’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探讨‘个性’或者‘个体’这样既困难、又讨厌的问题作为主题。”

今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顾彬,系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现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等职。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颇丰。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同时,顾彬还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顾彬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人当中,只有杜甫,我们可以将他看成是一个世俗的诗人,其他所有的诗人都是具有宗教背景的。《诗经》《楚辞》以及赋、乐府都是古代宗教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随着佛教的传入,中世纪以后,诗歌中超逸的精神与宗教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论及孟浩然与王维的时候,顾彬认为,他们的诗歌所体现的是佛教的“觉悟精神”(derer⁃leuchteteGeist)。因此,宗教的视角(religi..oserAspekt)作为一根红线,贯穿着顾彬整个的中国诗歌史。

尤要一提的是,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有犀利的批评,因此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学界颇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引起极大的讨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顾彬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在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其中三卷(诗歌、戏曲、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都是由他亲自执笔的。

顾彬《诗歌史》另外两根红线,一条是“忧郁”(Melancholie),另一条是“个性”(Subjektivesbzw.Indi⁃viduelles)。实际上,对顾彬来讲,“忧郁”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因为中世纪的诗人,从三曹到苏东坡以前,好像无论哪一位中国诗人,他们都在说“愁”。那么“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又“愁”什么呢?顾彬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愁”能够跟欧洲很晚才出现的那个完全没有明确渊源关系的“忧郁”,也就是Melanchol⁃ie,进行比较吗?他认为,欧洲实际上是到了文艺复兴前后,才出现我们今天了解的那一种Melanchol⁃ie,忧郁。而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中世纪,教会是根本不允许人们发愁的:一个修士如果发愁,那他就是在犯罪,因为神解决了所有人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再有什么事情需要忧愁的了。因此,在欧洲的整个中世纪,基本上没有谁敢发愁。反观中国的中世纪,尽管人们也受到了佛教、道教的影响,原则上可以不愁了,但他们依然会时时刻刻将“愁”挂在嘴边,特别是李白,不仅要“长安不见使人愁”,寻隐者不遇也要“愁倚两三松”。当然不只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比如对曹操来说,也是“独愁常苦悲”,不过他有“解愁腹,饮玉浆”的排解方式。而他的儿子曹植“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诉”,就没有其父的潇洒了。顾彬一再提出来,这些中世纪的文人为什么愁?这愁又究竟说明了什么?

他表示,德国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从1902年以来,德国汉学家一再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位,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想,之后的来者不再会想写一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了,而只是断代史,以及具有典范作用的有关古代,或中世纪,或近代的文学史。我和我的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选择。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而是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会这样?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

贯穿《诗歌史》的第三条红线是所谓的“个性”或“主体性”,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现在有不少西方的汉学家,特别是美国的汉学家们,一直想要证明中国在六朝、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主体性。顾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欧洲其实到了18世纪末才产生了所谓的主体性思潮,并且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主张而已,当时的主流思潮并不重视这些。到了19世纪,也不敢说有很多人知道主体性是什么,或者说主张主体性。实际上是从20世纪开始,至少从德国的情况来看是这样,才慢慢接受主体性的观点。当时大家都说主体性是一个好的主张,特别是1968年西欧学生运动以后,我们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所谓主体性。顾彬认为,从哲学、神学的角度来看,主体性是非常复杂的,没有办法将其简化成几句话。因此他希望通过《诗歌史》来进一步说明,至“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文学中基本上没有什么主体性的因素。如果有这类东西的话,研究者也应该小心加以对待,仔细审视当时的历史思想背景。比方说鲍吾刚就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意思是:在宋朝以前,中国文学、哲学里面所有的“我”其实都是“我们”。这实际上跟欧洲的情况非常类似,以往德国的“ich”(我)是“wir”(我们)。一直到了歌德时代的18世纪下半叶,“ich”才真正成为了“ich”,而在这以前根本不是,诗人也都说“wir”,不说“ich”,如果说“ich”那也是“wir”的意思。

深刻的思想决定文学的价值

《文化广场》:推动文学演进的因素,既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内部因素,又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条件等外部因素。在目前所见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版本中,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大多数还是以外部因素为主要参考系来编撰文学史。不知您是如何看待“文学史”这种著述体裁的?

如果说中国学者在诸如文献和考据方面占据一定优势的话,那么作为德国中国文学研究者的顾彬在理论、方法和分析方面见长。同时,比较文学的视角也是他审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钱锺书在论及比较文学的目的时指出:

顾彬:不少欧洲汉学家把中国当代文学看成社会资料。通过作品他们希望能多了解中国的情况。原来我也是这么一个汉学家。到了2000年前后我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那个时候我多写作,开始出版我的文学著作,经常跟作家见面谈谈文学的本身。因此我十年来越来越多地从美学,而少从社会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litteraturegenerale)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

不过,德语国家的读者恐怕他们还是老样子。德国读者大部分是女的。她们想多了解中国妇女的情况。因此所谓的美女作家在德国非常成功。

德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无疑也是比较文学的一种,从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情感、心理和思维结构的许多共同之处。顾彬《诗歌史》中的三根红线,既有超越时空的相似性研究(宗教性),也有所谓缺类研究(一国有,而另一国无的比较研究,如“忧郁”和“主体性”)。正是通过这种“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研究,才能真正凸显出中国文学的特质来。

《文化广场》:若把“文学史”进行拆分,即是“文学”和“史”。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中国内地出版的汗牛充栋的文学史,似乎是通过认识文学的内在嬗变来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学性始终从属于历史性,读后对具体文学作品印象却不深,就像也有人说是“强调社会变革和政治的斗争的主导地位”。在您看来,文学史的编撰核心是要完成什么目的?哪种方式才是将“文学”和“史”平衡沟通的理想方式?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中国学者认为:

顾彬:能按照国际文学评论分析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们非常少。他们大部分喜欢告诉我们什么书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谁写的等。文学史的本身应该是以著作为主。

我们至今还甚少那种具有理论色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人们迄今所做的大多往往还只是对文学发展外在表象的、断续的描述,虽然也在局部的问题上有过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却都没有达到对整个中国文学史抑或一段文学史作内在逻辑的流贯而完整的把握。如果从放眼未来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的问题,截至目前为止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还仅仅处于欠科学的状态之中。

《文化广场》:您在1988年开始组织编撰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自上世纪90年代在德国开始陆续出版。而第七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已在2008年推出中文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前言中表示自己评价文学的准则在于: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那么,这些准则依然适用于对文学史的评价吗?换句话说,有没有一套理想的文学史编撰的参照系?

我认为,顾彬以三条红线贯穿始终的《诗歌史》不失为对整个中国诗歌史“作为内在逻辑的流贯而完整把握”的很好的尝试。

顾彬: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汉学家。我上高中学校,我最喜欢的两门课是古代希腊文与哲学。上了大学后我开始学神学,又学了日耳曼文学等。很晚我才开始学汉学。写杜牧博士论文时,我用哲学与日耳曼文学的方法来分析他的作品。我的导师不太高兴。不过,一个哲学教授支持我。所以我可以毕业。

我大概在学校与大学时无意识地注意到文学经典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可是到了2000年前后,我才用这个方式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好的语言、有意思的形式、深刻的思想决定文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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