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浦国际网址】在细雨中呼喊,回到南门

应该说,我对王立强和李秀英有着至今难以淡漠的记忆。我十二岁回到南门,十八岁又离开了南门。我曾经多次打算回到生活了五年的孙荡去看看,我不知道失去了王立强以后,李秀英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至今。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我七岁那年,王立强决定让我独自去茶馆打开水。他说:“我不告诉你茶馆在哪里,你怎么去呢?”这个问题让我想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欢快地说:“我去问别人。”王立强发出了和我一样欢快的笑声。当我提着两只热水瓶准备出门时,他蹲了下来,努力缩短他的身高,以求和我平等。他一遍一遍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就将热水瓶扔掉。我当时十分惊讶,那两个热水瓶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昂贵的物品,他却让我扔掉。“为什么要扔掉?”他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摔倒在地的话,瓶里的开水就会烫伤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口袋里放了两分钱,提着两个热水瓶骄傲地走了出去。我沿着那条石板铺成的街道走去,用极其响亮的声音向旁人打听,茶馆在什么地方。我不管此后的打听是否多余,依然尖声细气喊叫着。我小小的诡计一下子就得逞了,路旁的成年人都吃惊地看着我。我走入茶馆时,用更加响亮的声音将钱递过去,收钱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她捂着胸口说:“吓死我啦。”她的模样让我格格笑出声来,而她则迅速转换成了惊奇。当我提着两瓶水走出去时,她在后面提心吊胆地说:“你提不动的。”我怎么会扔掉热水瓶呢?他们对我的怀疑,只会增加我的自得。王立强在我离家时的嘱咐,在路上变成了希望。希望在想象里为我描绘了这样的情形,当我将两瓶开水提回家时,王立强是那样的欣喜若狂,他高声喊叫李秀英,那个床上的女人也走过来了,他们两人由衷地赞叹我。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我咬紧牙关提着那两瓶开水往家走去。我时刻鼓励着自己,不要扔掉,不要扔掉。中间我只是休息了一次。可我回到家中以后,王立强令我失望地没有流露一丝的吃惊,仿佛他早就知道我能提回家中似的接过了水瓶。看着他蹲下去的背影,我用最后的希望提醒他:“我只休息了一次。”他站起来微笑了一下,似乎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彻底沮丧了,一个人走到一边。心想:我还以为他会赞扬我呢?我曾经愚蠢地插在王立强和李秀英的夜晚之间,为此我挨揍了。强壮的王立强和虚弱的李秀英,他们的夜晚是令人不安的夜晚。我刚来他们家时,每隔几天我上床睡觉后,便会听到李秀英的哀求和呻吟之声。那时我总是极其恐惧,可是翌日清晨我又听到了他们温和地说话,一问一答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地来到我的耳中。有一天晚上,我已经脱了衣服上床睡觉,在床上有气无力躺了一天的李秀英,那时突然尖利地喊叫着我,要我过去。我穿着短裤衩,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哆嗦地推开了他们的房门,正在脱衣服的王立强满脸涨红地将门踢上,怒气冲冲地要我滚回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我又不敢走开,李秀英正在里面拚命喊叫我。我只能又冷又怕地站在门口,浑身打抖。后来可能是李秀英从床上被窝里跳了出来,这个穿潮湿一点内衣就会发烧的女人,那时候不顾一切了。我听到王立强在里面低声喊道:“你不要命啦。”门咚地一下被打开了,我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就被李秀英拉进了被窝。然后她不再喊叫了,而是喘着气对王立强说:“今晚我们三个人睡。”李秀英抱着我,将脸贴在我的脸上,她的头发覆盖了我的一只眼睛。她虽然瘦骨伶仃,可她的身体很温暖。我用另一只眼睛看到王立强正恼怒地冲着我说:“你给我出去。”李秀英贴着我的耳朵说:“你说不出去。”这时我完全被李秀英征服了,她温暖的身体我当然不愿离开,我就对王立强说:“我不出去。”王立强一把捏住我的胳膊,把我提出了李秀英的怀抱,扔在了地上。他那时眼睛通红极其可怕,他看到我坐在地上没有动,就向我喊道:“你还不出去。”我的倔强这时上来了,我也喊道:“我就是不出去。”王立强上前一步要把我提出去,我立刻紧紧抱住床腿,任他怎么拉也不松手。气疯的王立强捏住了我的头发,就往床上撞。我似乎听到李秀英尖利地喊叫起来。剧烈的疼痛使我松了手,王立强一把将我扔了出去,随即锁上了门。当时的我也疯狂了,我从地上爬起来,使劲捶打房门,嚎啕大哭着大骂道:“王立强,你这个大混蛋。你把我送回到孙广才那里去。”我伤心欲绝地哭喊着,指望李秀英能站出来援助我。刚开始我还能听到李秀英在里面和王立强争吵,过了一会就没有声音了。我继续哭喊,继续破口大骂,后来我听到李秀英在里面叫我的名字,她声音虚弱地对我说:“你快去睡吧,你会冻坏的。”我突然感到无依无靠了,我只能呜咽着走回自己的卧室。在那个冬天的黑夜里,我怀着对王立强的仇恨渐渐睡去。第二天醒来时我感到脸上疼痛难忍,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鼻青眼肿了。正在刷牙的王立强看到我时吃了一惊,我没有理睬他,而是从他身旁拿起了拖把,他伸手制止我,满口泡沫含糊不清地说了什么。我使劲挣脱他的手,将拖把扛进了李秀英的房间。李秀英也吃了一惊,她嘟哝着指责王立强:“手这么重。”这天早晨,王立强买来了两根油条说是给我吃的。油条就放在桌上,我突然拥有一顿可口的早餐时,我刚好绝食了。他们怎么劝说我都不吃一口,而是哭泣地说:“把我送回到孙广才那里。”我与其是在哀求,还不如说是在威胁他们。王立强由于内疚,接二连三表示的姿态,反而加强了我与他对立的决心。我背起书包出去时,他也紧随而出,他试图将手放在我肩上,我迅速地扭开了身体。于是他又摸出一角钱给我,我同样坚决拒绝他的收买,摇摇头固执地说:“不要。”我必须真正品尝饥饿的滋味。王立强对我绝食的不安,促使了我继续下去的信心。我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来报复王立强。最初的时候我甚至有些骄傲,我发誓再也不吃王立强的东西了,同时我想到自己会饿死,这时候我眼泪汪汪地感到自己多么值得骄傲。我的饿死对于王立强是最有力的打击。可我毕竟太年幼了,意志只有在吃饱穿暖时,才会在我这里坚强无比。一旦饿得头晕眼花,也就难以抵挡食物的诱惑了。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那种愿为信念去死的人,我是那样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了。那天上午,同学们都看到了我鼻青脸肿的模样,可没有人会知道我此后来到的饥饿更为吓人。我清晨空腹走出家门以后,到了第三节课,我就受不了。先是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里面就如深夜的胡同一样寂寞,有着风吹来吹去似的虚无。随即扩散到了全身,我感到四肢无力脑袋昏昏沉沉。接下去我就面临真正的胃疼,那种虚弱的疼痛比脸上的青肿更为要命。我总算熬到了下课,我赶紧向那个自来水水架跑去,将嘴接住水龙头,喝了饱饱的一肚子水。于是我获得了短暂的平静,饥饿那时暂时离去,我虚弱地靠在水架上,阳光照得我全身软绵绵。水在体内迅速地被消化吸收,我只能不停地喝着这冬天的凉水,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我远离水架之后,饥饿的再度来临就让我束手无策了,那时的我必须承担比先前更为严厉的折磨。我的身体就如一袋被扔在地上的大米,塌陷在我的座位上。我产生了幻觉,黑板犹如一个山洞,老师在洞口走来走去,他发出的声音嗡嗡直响,仿佛是撞在洞壁上的回音。当我的胃承受着空虚的疼痛时,膀胱则给予了我胀疼的折磨,我喝下了那么多的水,它们开始报复我了。我只能举起手来,请求张青海允许我去撒尿。那时刚上课才几分钟,老师十分不满地训斥我:“下课时为什么不撒尿。”我小心翼翼地往厕所走去,我不敢跑,一跑膀胱里的水就咕咚咕咚地涌来涌去,撒完尿后,我抓住这个机会又去喝了一肚子凉水。那个上午的第四节课,对于我也许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我刚上了厕所后不久,膀胱又剧烈地胀痛了,把我胀得脸色发紫。我实在憋不住后,只得再次举起手来。张青海满腹狐疑地看了我一阵,问我:“又要去撒尿。”我羞愧不安地点点头。张青海叫出了国庆,让他跟我到厕所去看看,我是不是真有尿可撒。这次撒完尿后我没再敢喝水,国庆回到教室后响亮地向老师报告:“比牛的尿还长。”在同学哧哧的笑声里,我面红耳赤地坐到了自己座位上。虽然我没再喝水,可是没过多久膀胱又鼓起来了。那时候饥饿已经微不足道了,膀胱越鼓越大。这次我不敢轻易举手了,我忍着剧烈的胀疼,期待着下课铃声早些响起来。我都不敢动一动身体,仿佛一动膀胱就要胀破似的。到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时间走的那么慢,下课铃声迟迟不来。我胆战心惊地第三次举起手来。张青海有些恼火了,他说:“你想淹死我们。”同学们哄堂大笑。张青海没再让我上厕所,而是让我绕到窗外,让我对着教室的墙壁撒尿,他要亲自看看我是不是真有尿。当我将尿刷刷地冲到墙上去后,他相信了,走开几步继续讲课。我的尿可能是太长了,张青海突然中断讲课,吃惊地说:“你还没撒完?”我满脸通红胆怯地向他笑一笑。上午放学后,我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回家,我继续绝食斗争。整个中午我都躺在水架下面,饥饿一旦强烈起来,我就爬起来去饱饱地喝一肚子水,然后继续躺在那里独自悲伤。那时我的自尊只是装饰而已了,我盼望着王立强找来。我躺在阳光下面,青草在我周围欢欣地成长。王立强找到我的时候,已是下午,上学的同学正在陆续来到。他在水架旁找到了我。我不知道他吃过午饭以后,一直在焦急地等着我回去,这是李秀英后来告诉我的。他把我从地上扶起来,用手轻轻触碰我脸上的青肿时,我一下子就哭了。他把我背在脊背上,双手有力地托住我的大腿,向校门走去。我的身体在他脊背上轻轻摇晃,清晨时还那么坚强的自尊,那时被一种依恋所代替。我一点也不恨王立强了,我把脸靠在他肩膀上时,所感受的是被保护的激动。我们走进了一家饭店,他把我放在柜台上,指着一块写满各种面条的黑板,问我要吃哪一种。我一声不吭地看着黑板,什么也不说,我自尊的残余仍在体内游荡。王立强就给我要了一碗最贵的三鲜面,然后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我忘不了当初他看着我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在他死后那么多年,我一想起他当初的眼神就会心里发酸。他是那样羞愧和疼爱地望着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可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他死后我回到南门以后的日子,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比起孙广才来,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现在一切都是那么遥远时,我才发现王立强的死,已经构成了我冗长持久的忧伤了。面条端上来以后,我没有立刻就吃,而是贪婪同时又不安地看着热气腾升的面条。理解我心思的王立强马上就站起来,说声他要上班后就走了出去。他一走我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可我小小的胃过早地得到了满足,随后我就无限惆怅地夹起鸡块、爆鱼,看看又放下,接着又夹起来看看,遗憾的是我实在吃不下去了。我重又恢复了童年时精神勃勃的我,不愉快的事早已烟消云散。于是我就有能力去注意对面那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他吃的是一碗最廉价的小面,他是那样关注我夹鸡块和爆鱼的举动,我感到他是在期待着我立刻离去,好吃我碗中的美食。我年幼时的残忍上来了,我故意不走,反复夹着碗中的食物,而他似乎是故意吃得十分缓慢。我们两人暗中展开了争斗,没过多久,我就厌倦了这种游戏,可我想出了另一种游戏。我将筷子大声地一摔,站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一到屋外,我就隐蔽在窗边偷偷窥视起了他,我看到他往门口张望了一下,接着以惊人的敏捷将自己的面条,倒入我留下的碗中,再将两个碗调换一下位置后,就若无其事地吃了起来。我立刻离开窗户,神气活现地重新走入饭店,走到他面前,装作吃惊地看了一会那只空碗,我感到他似乎十分不安,我也就满足了,愉快地走了出去。进入小学三年级以后,我越来越贪玩了。随着对王立强和李秀英的逐渐熟悉和亲切起来,初来时的畏惧也就慢慢消失。我常常在外面玩得忘记了时间,后来蓦然想起来应该回家了,才拚命跑回去。我自然要遭受责骂,可那种责骂已经不会让我害怕,我努力干活,尽量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他们的责骂就会戛然而止。有一阵子我特别迷恋去池塘边摸小虾,我和国庆、刘小青,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往乡间跑去。那么一天我们刚刚走上田野,让我吓一跳地看到了王立强,他和一位年轻女子在田埂上一前一后慢慢走来。我赶紧往回跑,王立强已经看到我,我听到他的喊叫后只得站住脚,不安地看着王立强大步走上前来,我在应该回家的时候没有回家。国庆和刘小青立刻向他说明,我们到乡间是为了摸小虾,不是来偷瓜的。王立强向他们笑了笑,出乎我意料的是王立强并没有责备我,而是用他粗大的手掌盖住我的脑袋,让我和他一起回去。一路上他都亲切地向我打听学校里的事,他没有一点想责备我的意思,我逐渐兴奋了起来。后来我们站在百货商店的吊扇下面,吃起了冰棍。这是我童年的幸福时刻,那时王立强家中还没有电扇,我是那么吃惊地看着这个旋转的东西,就像是水倾泻时一样亮闪闪,而且是那么的圆。我站在风区的边缘上,不停地走进和走出,感受着有风和无风。那次我一口气吃了三根冰棍,王立强很少有这么慷慨的时候。吃完第三根后,王立强问我还想不想吃,我又点了点头。可他犹豫了,他令我失望地说:“你会吃坏身体的。”我得到了别的补偿,他给我买了糖果。然后我们才离开商店,向家中走去时,王立强突然问我:“你认识那位阿姨吗?”“哪位阿姨?”我不知道他在说谁。“就是刚才走在我后面的。”我才想起来那个在田埂上的年轻女子,她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当时我正紧张地想逃避王立强。我摇摇头后,王立强说:“我也不认识她。”他继续说:“我叫住了你,回头一看竟然后面还有一个人。”他脸上吃惊的神气十分有趣,把我逗得格格直笑。快要到家的时候,王立强蹲下身体悄声对我说:“我们不要说是去乡间了,就说是在胡同口碰上的,要不她就会不高兴。”我当时高兴极了,我也不愿意让李秀英知道我放学后又贪玩了。可是半年以后,我又一次看到了王立强和那位年轻的女子在一起,这一次我就很难认为他们互不相识了。在王立强发现我之前,我就逃之夭夭。后来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苦思冥想,十一岁的我已经能够费力地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事情了。我逐渐明白了王立强和那个女人之间含含糊糊的关系,我突然吃惊地感到王立强是那么下流,但当我站起来走回家中后,我却是保持了缄默。我很难找出当时保持缄默的全部原因,但有一点我至今记得,当我想到要把这事告诉李秀英时,我突然恐惧地颤抖起来。我成年以后,还常常会出现这样幼稚的想法,如果我当时将这事告诉了李秀英,李秀英苍白无力的疯狂,也许恰恰会阻止王立强因此而送命。缄默使我后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在我认为应当遭受处罚的时候,我对王立强的威胁,使我可能逍遥法外。那个安放在收音机上端的小酒盅,最后还是让我给打碎了。我拖地板时一转身,拖把柄将酒盅扫落在地,就这么被打碎了。那个贫困家中唯一的装饰品,破坏时的声响让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栗。王立强会像拧断一根黄瓜一样,咔嚓一声拧断我的脖子。虽然这是刚来这里时的恐惧,我也知道他不会拧断我的脖子,但他盛怒的模样和对我严厉的处理,却是我即将接受的事实。我用自己童年的挣扎,来摆脱这个厄运,我要先去威胁王立强。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李秀英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我悄悄收起破碎的酒盅,将它们放入簸箕。然后在王立强下班回来时,由于激动和紧张,我突然哭了。王立强吃惊地蹲下身体问我:“怎么啦?”我向他发出了哆嗦的威胁:“你要是揍我,我就把你和那个阿姨的事说出来。”王立强脸色当时就白了,他摇着我的身体反复说:“我不会揍你的,我为什么要揍你呢?”我这才告诉他:“我把酒盅打碎了。”王立强先是一愣,继而就明白我的威胁因何而起了,他脸上出现了微笑,他说:“那个酒盅我早就不要啦。”我将信将疑地问他:“你不揍我啦?”他给予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完全放心了,为了报答他,我凑近他耳朵说:“我不会说那个阿姨的。”那天傍晚,吃过晚饭以后,王立强拉着我的手在街上走了很久。他不停地和一些熟人打招呼,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王立强一起散步,当时我是那样迷恋落日挂在两旁屋檐上的余辉。我的兴致感染了他,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到十五岁时穷得经常光屁股。那时他叹息地对我说:“人不怕穷,就怕苦呵。”后来我们在桥畔坐了下来,那一次他长久地望着我,接着忧虑地说:“你是个小妖精。”然后他换了一种口气:“你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刘小青的哥哥,那位我极其崇拜的吹笛手,患急性黄疸肝炎死去了。那时候他已不是游手好闲的大孩子,而是一个插队的知青了。可他依然戴着鸭舌帽,将笛子插在上衣口袋里,听说他和两个船上人家的女儿在一起插队,那两个强壮的姑娘几乎同时喜欢上了他。他的笛子吹得那么美妙,在乡间寂寞的夜晚怎能不令她们感动。但是那里的生活使他难以忍受,他经常回到城里,坐在自己的窗口吹着笛子,在我们放学回家时,他就会吹出卖梨膏糖的小调,他喜欢看我们奔跑过去的傻样,不愿意回到乡间那个使他生命感到窒息的地方,虽然有两个姑娘编好了爱情的丝网恭候着他。最后一次回来,他住的时间可能是过长了一点。他那怒气冲冲的父亲整天训斥他,要把他赶回乡下去。有几次我从他家窗前经过,听到了他哭泣的声音。他是那么可怜巴巴地告诉父亲,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不想吃东西,更不能干活。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得肝炎了,刘小青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劝他还是回乡下去吧。他回到乡下以后,才过两天就昏迷了。是那两个健壮的姑娘轮流把他背回到家中。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看到了这两个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姑娘,满腿烂泥,哭丧着脸从刘小青家走出来。当天晚上他就死了。我至今记得他当初离家时暗淡的神色,他扛着铺盖,右手攥着两个鸡蛋,慢吞吞地往轮船码头走去。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死气沉沉了,蹒跚的步履如同一个垂暮的老人。唯有那支插在上衣口袋里的笛子,在他走去时一摇一摇的,显得稍有生气。这个死到临头的人,在看到我走来时,还想再捉弄我一次。他让我凑近他屁股看看,那里是不是拉破了。我已经上过他一次当了,所以我就对着他喊叫:“我不看,你会让我吃臭屁的。”他嘿嘿一笑,放出一个有气无力的屁,然后缓慢地走向了永久之死。当初黄疸肝炎的可怕被极其夸大了,刘小青戴着黑纱来到学校时,所有的同学都叫叫嚷嚷地躲着他。这个刚刚失去哥哥的孩子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走向一个篮球架下打球的同学,那群人像蜜蜂一样立刻逃向了另一个球架,他们同声咒骂他,而他则依然讨好地向他们笑。我当时坐在教室外的石阶上,看着他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球架下,垂着双手一付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他慢慢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近旁站住了脚,装出一付看别处的样子。过了一会,他看到我没有走开,就在我身旁坐了下来。自从那标语的事后,我们没再说话,更没有那么近地呆在一起过。突然来到的孤单使他走向了我,他终于先和我说话了,他问:“你为什么不逃走呢?”“我不怕。”我这样回答。随后我们两人都不好意思了,把头埋在膝盖上哧哧笑了起来。毕竟我们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了。我在两天时间里,经历了童年中两桩突然遭遇来的死去,先是刘小青的哥哥,紧接着是王立强,使我的童年出现了剧烈的抖动。我无法判断这对我的今后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王立强的死,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刚刚和刘小青恢复了昔日的友情,还来不及去和国庆握手言和,那天夜晚王立强就一去不返了。他和那位年轻女子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这样的结局,他们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两年美好的日子,在那个夜晚被人捉住了。王立强一位同事的妻子,是那个时代道德的忠实卫士,按她的话说是她早就怀疑他们了。这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以自己无可挑剔的贞节,去监视别人的偷情。王立强在这个女人的丈夫出差去外地时,他们共有一间办公室,他带着那个年轻女子黑夜来到这里,将办公桌上的用品放到了地上,然后以桌代床开始他们苦涩的幸福。那个突然袭击的女人,手拿丈夫的钥匙迅速打开房门,并以同样的迅速拉亮了电灯。桌上那一对恋人吓得目瞪口呆,在偷袭者极其响亮的痛斥声里,王立强和他桌上的伙伴都顾不上穿好裤子,就双双跪在她的脚前,百般哀求。在我眼中是那样凛然不可侵犯的王立强,当时是声泪俱下。这个监视已久终于获得成果的女人,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她明确告诉他们,再求饶也没有用,她说:“我好不容易才抓到你们。”然后她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叫唤了。王立强知道一切都不可改变了,他帮助恋人穿上衣服,将她扶到椅子上坐下。武装部的同事从楼下上来后,他看到了政委,就面有愧色地说:“政委,我犯生活错误了。”政委让几个战士把王立强看守起来,让那个姑娘回家去。王立强的恋人早已泣不成声,她站起来往外走去时仍然用手捂着脸。那个眉飞色舞的女人这时恶狠狠地冲着她喊:“放下你的手,你和男人睡觉时怎么不脸红。”王立强缓慢地走到她身旁,挥起手就给了她一记耳光。我无法知道当时更多的情形,那个得意忘形的女人遭受王立强突然一击后,她的疯狂是可想而知的。她张开手指向王立强扑过去时,却被一把椅子绊倒在地。她的愤怒立刻转变成了委屈,她嚎啕大哭了。政委让人快些把王立强带走,留下几个人去劝说这个坐在地上不愿起来的女人,自己则回去睡觉了。王立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坐到了后半夜,然后站起来对一个看管他的战士说,他要去办公室拿点东西。因为瞌睡而迷迷糊糊的战士,看着他的上级有些为难。王立强说声马上就会回来,就径自出门了。那个战士没有尾随,而是站在门旁,看着王立强在月光下走向办公楼,他高大的身影融入了办公楼巨大的阴影之中。事实上王立强没有去办公室,而是打开了由他负责的武器室,拿了两颗手榴弹后走下了楼梯。他贴着房屋,在阴影里无声地走到家属楼前,然后沿着楼梯走上了二楼,在西面的一扇窗户前站住脚。他多次来过这间屋子,知道那个女人睡在什么地方,他用小拇指扣住弦线,一使劲砸破玻璃后,就将手榴弹扔了进去,自己赶紧跑到楼梯口。手榴弹这时候爆炸了,一声巨响将这幢陈旧的楼房震得摇摇晃晃,灰尘纷纷扬扬地飘落到跑出去的王立强身上。他一直跑到围墙下面,蹲在围墙的黑影里。那时候武装部里仿佛出现战争似的乱成一团,他听到第二次被吵醒的政委正破口大骂那位失职的战士,还有人在喊叫担架的声音。这纷乱的情景在王立强模糊不清的眼中,犹如一团翻滚而来的蝗虫。后来他看到那幢楼里抬出了三副担架,他听到那边有人在说:“还活着,还活着……”他心里随即一怔。当担架被抬上汽车驶出去以后,他立刻攀上围墙翻越了出去,他知道自己应该往医院跑去。这天凌晨的时候,镇上那家医院出现了一个拿着手榴弹,满脸杀气腾腾的男人。王立强走入住院部时,值班的外科医生是个大胡子北方人,他一看到王立强就明白和刚才送来的三个人有关,他吓得在走廊里乱窜,同时哇哇大叫:“武装部杀人啦。”大胡子外科医生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大约半小时以后他才稍稍镇静下来,那时他和一个浑身哆嗦的护士站在一起,看着王立强手提手榴弹正挨着房间搜查过来。外科医生突发勇敢,他向护士建议两人一起从后面扑上去抱住他。这倒是提醒了那个护士,眼看着王立强越走越近,护士惊恐地哀求外科医生:“你快去抱住他吧。”外科医生想一想后说:“还是先去报告领导吧。”说着他打开窗户跳出去,逃之夭夭了。王立强一个一个房间搜查过去,周围恐惧的喊叫吵得他心烦意乱。他来到护士值班室,刚打开门,一股力量把门堵上了,他左手的手腕遭受门的猛力一击,然后被夹在了那里,疼得他直皱眉,他用身体使劲将门撞开,里面四个护士对着他又哭又喊,没有他要找的那个女人。他就安慰她们,他不会杀她们的。可她们只知道哭喊,根本就不理会他在说些什么。王立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退了出来。接着他走入手术室,手术室里的医生护士早就逃跑了。他看到了两张手术台上躺着两个男孩,认出了是那个女人的儿子,他们血肉模糊,已经死去了。他非常不安地看着这两个男孩,没想到最后死去的竟是他们。他从手术室里退了出去,两个男孩的死,使他无意再去寻找那个女人了。他缓慢地走出医院,在门口站了一会,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该回家了,随即他对自己说:“算了。”不一会,他发现自己已被包围了,他就将身体靠在一根木头电线杆上,他听到政委向他喊叫:“王立强,放下武器,要么你就死路一条。”王立强对他说:“政委,等老林回来了,请转告他,我对不起他,我不是有意要杀他儿子的。”政委可顾不上这些,他仍然喊:“快放下武器,要么你就死路一条啦。”王立强苦涩地回答:“政委,我已经死路一条了。”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年,像真正的父亲那样疼爱过我,打骂过我的王立强,在他临死的时刻,突然感到刚才受伤的手腕疼痛难忍,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了手帕,细心地包扎起来,包扎完后才发现这没有什么意义,他自言自语道:“我包它干吗?”他对着自己的手腕苦笑了一下,然后拉响了手榴弹。他身后的木头电线杆也被炸断了,灯光明亮的医院,顿时一片黑暗。王立强一心想炸死的那个女人,实际上只是被炸破一些皮肉。王立强自杀的当天下午,她就出院了,这个惊魂未定的女人出院时哭哭啼啼。没过多久,她就恢复了昔日自得的神态,半年以后当她再度从医院走出来时简直有些趾高气扬。妇产科医生的检查,证明她又怀孕了,而且是一胎双胞。那几天里她逢人就说:“炸死了两个,我再生两个。”王立强死后,因此而起的灾难就落在了李秀英的头上。这个虚弱不堪的女人,在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时,显得若无其事。当王立强生前的一位同事,代表武装部来告诉李秀英时,李秀英成功地挺住了这最早来到的打击。她一点也不惊慌失措,她一言不发长时间地看着来人,倒把对方看得慌乱起来。这时候她尖利的嗓音突然响起:“王立强是被你们谋杀的。”把那人搞得措手不及,当他再度解释王立强是自杀时,李秀英挥了挥她的细胳膊,更为吓人地说:“你们,所有的人杀死王立强,其实是为了杀我。”她离奇的思维使来者痛苦不堪地感到,无法与她进行正常的对话。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又必须征询她的意见,他问她什么时候去领王立强的遗体。李秀英半晌没有声音,然后才说:“我不要,他犯别的错误我要,犯了这种男女错误我就不要。”这是她唯一一句像是正常人说的话。那人走后,李秀英走到目瞪口呆的我面前,愤恨地对我说:“他们夺走了我的活人,想拿个死人来搪塞我。”随后她微微仰起头,骄傲地说:“我拒绝了。”这是怎样艰难的一天,又逢是星期天,我呆在家中,杂乱无章地经受着吃惊、害怕、忧伤各种情感的袭击。王立强的突然死去,在年幼的我那里,始终难以成为坚实的事实,而是以消息的状态,在我眼前可怕地飘来飘去。整整一天,李秀英都呆在自己屋中,细心照料着自己的内衣内裤,在移动的阳光里移动着那些小凳子。可她经常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把我吓得浑身哆嗦。这是我记忆里李秀英唯一表达自己悲痛和绝望的方式。她突然而起的喊声是那样的锋利,犹如一块玻璃碎片在空中呼啸而去。那个白昼对我来说,是极其恐怖的。我在李秀英肆无忌惮的喊叫里胆战心惊,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偷偷打开李秀英的房门,我看到她安静的背影正俯向自己的内衣,没一会她的身体就挺直起来,仰起脸又喊叫了:“啊棗”李秀英第二天一早就回娘家去了。那时候天还没亮,我被一只摇晃的手弄醒,在刺眼的灯光里,我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正俯向我,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接着我听到李秀英的声音:“别哭,别哭,是我。”李秀英对自己的装扮深表满意,她近乎得意地问我:“你认不出我吧。”我来到孙荡五年后,李秀英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在冬天还没有来到的凌晨,李秀英穿着冬天的衣服走向轮船码头,我打着一把小凳子费力地跟在她的身后。天亮前的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吃早茶的老头,大声咳嗽着走过去。虚弱的李秀英只能一口气走出一百来米,当她站住脚喘气时,我就立刻将小凳子放到她的屁股下面。我们在潮湿的晨风里走走停停,有几次我刚开口想说话时,她就“嘘”地一声制止了我,轻声告诉我:“一说话,别人就会发现我。”她的神秘让我浑身紧张。李秀英在人为的神秘里离开孙荡。当时对于我漫长的过程,现在回忆里却只是短短的几次闪亮。这个古怪的女人穿着雍肿的衣服通过检票口时,回过头来向我挥了挥手。后来我就扑在候船室破烂的窗口,看着她站在岸边不知所措,她要走过一块狭长的跳板才能抵达船上,那时候她就不顾是否会暴露自己,接连叫道:“谁把我扶过去。”她进入船舱以后,就开始了我们也许是一生的分别,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到过她。我始终扑在窗口,等到船在远处的河流里消失,我才离开窗口,这时候我才发现一个要命的现实我怎么办?李秀英把我给忘记了,过多的悲伤使她除了自己以外,忘记了一切。十二岁的我,在黎明逐渐来到的时候,突然成了孤儿。我身上分文没有,就是我的衣服和书包也被紧紧锁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中,我没有钥匙。我唯一的财富就是李秀英遗留的那把小凳子。我把凳子重新扛到了肩上,然后哭泣着走出码头。出于习惯,我回到了家门前,当我伸手推一下紧团的屋门后,我就把自己推入了更为伤心的境地。我在门旁坐下来,哭得伤心欲绝。后来我就在那里发呆,那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一直到背着书包准备上学的刘小青走过来时,我重新哭泣了。我对前天才恢复友情的刘小青说:“王立强死了,李秀英走了,我没人管了。”戴着黑纱的刘小青热情地对我叫道:“到我家住吧,你就睡我哥哥的床。”然后他就飞快地跑回家中,可过了一会他就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他擅自的决定不仅遭到父母的否决,而且还饱尝了一顿训斥。他尴尬地朝我笑一笑。我是那时候决定返回南门的,我要回到父母兄弟那里去。我这样告诉了刘小青,可是我没钱买船票。刘小青眼睛一亮,叫道:“去向国庆借。”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找到了国庆,刘小青叫他时,他说:“我不过来,你有肝炎。”刘小青可怜巴巴地问他:“我们过来,好吗?”国庆没再表示反对,我和刘小青走向了这位富翁。如果不是国庆的慷慨帮助,我不知道自己回到南门会有多么艰难。我的两位童年的伙伴,将我送上了离开孙荡的轮船。我们向轮船码头走去时,国庆神气十足地对我说:“以后缺钱花,就给我来一封信。”刘小青则是憨厚地替我扛着那把凳子,跟在我们后面。可我后来却遗忘了这把凳子,就像李秀英遗忘了我一样。轮船驶去以后,我看到国庆坐在那把凳子上,架着二郎腿向我挥手,刘小青站在一旁正向他说什么。他们置身其上的堤岸迅速地消失了。我在深秋的傍晚踏上家乡的土地,离家五年之后重新回来时,我只能用外乡人的口音向人打听南门在什么地方。我在那条狭长的街道走去时,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孩子扑在楼上的窗口,一声声叫我:“小孩,小孩。”我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方言。幸亏我还记得南门,和我父母兄弟的名字,还有我的祖父。六岁时残留下来的记忆,使我可以一路打听着走去。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这个背着包袱,怀抱油布雨伞的老人,在我叔叔家住满一个月以后,正准备回到南门,风烛残年的祖父在那条他应该是最熟悉的路上迷路了。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那时候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了乡间,一个三岔路口让我无从选择。我当时被落日的景色迷住了,所以我没有立刻焦急起来,那是让我的童年震惊的景色,我看到翻滚的乌云和通红的晚霞正逐渐融为一体,一轮红日已经贴在了远处的地平线上,开始它光芒四射的下沉。我站在落日的余辉之中,对着太阳喊叫:“快沉下去,快沉下去。”一团巨大的乌云正向落日移去,我不愿意看到落日被它吞没。落日如我所愿地沉没以后,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和我贴得那么近。这个年迈的老人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就问他:“到南门怎么走?”他摇摇头,嗡嗡地告诉我:“我忘记了。”他忘记了?孙有元的回答让我觉得有趣,我对他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忘记呢。”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我赶紧选择一条路匆匆走去,走了一阵我发现后面那个老头正跟着我,我也不管他,继续走了一会,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个扎头巾的女人,就问她:“前面是南门吗?”“走错啦。”那个女人挺起腰来说,“应该走那条路。”那时天色马上就要黑了,我立刻转回去,老人也转过身来往回走,他对我的紧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刻撒腿跑开了,跑了一会回头一看,他正趄趄趔趔地急步追来。这使我很生气,我等他走近了,就对他说:“喂,你别跟着我,你往那边走。”说完我转身就走,我走回到三岔路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听到了打雷的声音,那时一点月光都没有。我摸上了另一条路,急步走了一阵,发现那老人还跟着我,我转回身向他喊叫:“你别跟着,我家很穷的,养不起你。”这时候雨点下来了,我赶紧往前奔跑过去。我看到了远处突然升起一片火光,越来越大的雨点与那片火纠缠起来,燃烧的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逐渐增大。就如不可阻挡的呼喊,在雨中脱颖而出,熊熊燃烧。借着火光,我看到了那座通往南门的木桥,过去残留的记忆让我欣喜地感到,我已经回到了南门。我在雨中奔跑过去,一股热浪向我席卷而来,杂乱的人声也扑了过来。我接近村庄的时候,那片火光已经铺在地上燃烧,雨开始小下来。我是在叫叫嚷嚷的声音里,走进了南门的村庄。我的两个兄弟裹着床单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孙光平和孙光明。同样我也不知道那个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他们旁边是一些与火争抢出来的物件,乱糟糟地堆在那里。接下去我看到了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秋夜的凉风吹在他瘦骨伶仃的胸前,他声音嘶哑地告诉周围的人,有多少东西已经葬身火海。我看到他眼睛里滚出了泪水,他向他们凄凉地笑了起来,说道:“你们都看到大火了吧,壮观是真壮观,只是代价太大了。”我那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但他吸引了我,我就走到他身边,响亮地说:“我要找孙广才。”

我成年以后,有一天中午,一个站在街道旁的孩子以其稚嫩有趣的动作,使我长久地注视着他。这个衣着鲜艳的小家伙,在灿烂的阳光里向空气伸出胖乎乎的胳膊,专心致志地设计着一系列简单却表达他全部想象的手势。其间他突然将右手插入裤裆,无可奈何地进行了现实的搔痒,而他脸上则维持住了被想象陶醉的痴笑。面对如此嘈杂的街道,孩子不受侵犯地沉浸在小小的自我之中。后来,一队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从他身旁走过,才使他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幸福。这个孩子发呆地看着处于年龄优势的他们走远。我没有看到他的目光,但我知道他那时的沮丧。被他们随随便便背在肩上的书包,微微摇晃着远去。这一景象对一个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况且他们又是排着队走去,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嫉妒、羡慕和向往。这样的情感折磨着他,最终产生了对自己的不满。我看到他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气乎乎地走入一条胡同。二十多年前,当我哥哥背上书包耀武扬威地走去,我的父亲向他发出最后的忠告时,站在村口的我最初发现了自己的不幸。一年多以后,我同样背上书包上学时,已经不能像孙光平那样获得孙广才的忠告了,我所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类教导。那时我离开南门已有半年,那个将我带离南门的高大男人成为了我的父亲,而我的母亲不再是拥有蓝方格头巾在田间快速走动的瘦小女人,取而代之的是脸色苍白终日有气无力的李秀英。我后来的父亲,那个名叫王立强的男人,有一天上午用他有力的胳膊抱开了一只沉重的木箱,从下面的箱子里拿出了一只全新的草绿色军用挎包,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书包。王立强对农村来的孩子有着令人哭笑不得的理解,或许因为他也出自农村,所以他始终觉得乡下的孩子和狗一样,喜欢随地拉屎撒尿。他正式领养我的第一天,就反复向我说明便桶的重要性。他对我排泄方式的关心,在背上书包这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时刻仍然念念不忘。他告诉我,上学以后就不能随随便便上厕所了,首先应该举手,在教师允许以后才能去。我当时的内心是多么骄傲,穿着整洁的衣服,斜背着草绿的书包,身边走着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学校。我看到一个织着毛衣的男人,轻声细气地和王立强说话,但我不敢笑,因为他是我的老师,然后是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挥舞着书包向我们奔跑过来。那个男孩和我互相看来看去,不远处有一群孩子都在看着我。王立强说:“你过去吧。”我走到了那群陌生的孩子中间,他们好奇地看着我,我也好奇地看着他们。不一会我就发现自己十分优越,我的书包比他们的都要大。可就在这时,就在我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时候,准备离去的王立强走过来响亮地提醒我:“拉屎撒尿别忘了举手。”我小小的自尊顿时遭受了致命的一击。我年幼时这五年的城镇生活,是在一个过于强壮的男人和一个过于虚弱的女人之间进行的。我并不是因为招人喜爱才被城镇选中,事实上王立强夫妇对我的需要远胜于我对城镇生活的热情。他们没有孩子,我后来的母亲李秀英说她没有喂奶的力气。同样的说法到了王立强那里就完全不一样了,王立强用果断的语气告诉我,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要是一生孩子就要断气。这话在我当时听来实在有些吓人。他们都不喜欢婴儿,选中六岁的我,是因为我能够干活了。公正地说,他们是准备一辈子都把我当儿子对待的,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去领养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这样的孩子干活时会让他们更为满意。问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已经具有了难以改变的习性,他们可能会因此大伤脑筋。他们选中了我,让我吃饱穿暖,让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获得上学机会,同时也责骂和殴打过我。我这个别人婚姻的产物,就这样成为了他们的孩子。我在那里整整五年的生活,李秀英只有一次出门,那次她离去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李秀英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对阳光的热爱给了我无法磨灭的印象。这位我后来的母亲整个身体就像是一场绵绵阴雨。王立强第一次带我走进她的房间时,满屋的小凳子让我惊奇万分,上面摆着众多的内衣内裤,让通过窗玻璃的阳光照耀它们。她对我们的进来仿佛毫无察觉,伸出的手似乎在拉一根很细的线一样,摸索着阳光。随着阳光的移动,她也移动凳子,好让那些色彩纷呈的内衣始终沐浴着阳光。她神态安详地沉浸在那单调和贫乏之中,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站了有多久,当她向我转过脸来,我看到了一双大而空洞的眼睛,从而让我现在回想时,看不到她的目光。接着是很细的声音,像一根线穿过针眼一样穿过了我的耳朵,她告诉我,她要是穿上潮湿的内衣就会棗“立刻死掉。”我吓了一跳,这个毫无生气的女人说到死掉时斩钉截铁。我离开了亲切熟悉的南门和生机勃勃的父母兄弟,来到这里时,一个令我不安的女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她随时都会死掉。后来我才渐渐感到李秀英当初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的,在那些连续阴雨的日子,她就会发烧不止,躺在床上哼哼哈哈,她那时奄奄一息的神态,总让我感到她马上就要实现自己的预言了。可是阳光穿过窗玻璃来到那一排小凳子上时,她就安详和心满意足地接受自己继续生存的事实。这个女人对潮湿有着惊人的敏感,她都可以用手去感觉空气中的湿度,每天早晨我拿着干抹布推开她的房门去擦窗玻璃,她从印着蓝花的布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像是抚摸什么东西似的抚摸着空气,以此来检验这刚刚来到的一天是否有些潮湿。最初的时候总把我吓得战战兢兢,她整个身体消隐在蚊帐后面,只露出一只苍白的手,张开五指缓缓移动,犹如一只断手在空气里漂浮。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自然要求清洁,她的世界已经十分狭窄,如果再乱糟糟的话,她脆弱的生命就很难持续下去。我几乎承担起了全部保持屋内整洁的劳动,擦窗玻璃是所有劳动中最重要的,我每天都必须擦两次,从而保证阳光能够不受尘污干扰地来到她的内衣上。打开窗户以后我的苦恼就来了,我要把玻璃向外的一面擦得既干净又迅速,我小小的年龄要达到迅速实在是力不从心。李秀英是一个真正弱不禁风的女人,她告诉我风是最坏的东西,它把尘土、病菌,以及难闻的气味吹来吹去,让人生病,让人死去。她把风说得那么可怕,使我在童年的印象中,风有着青面獠牙的模样,在黑夜里爬上我的窗户,把玻璃磨得沙沙乱响。李秀英完成了对风的攻击之后,突然神秘地问我:“你知道潮湿是怎么来的?”她说:“就是风吹来的。”她说这话时突然的怒气冲冲把我吓得心脏乱跳。玻璃起到十分奇妙的作用,它以透明的姿态插入到李秀英和外界生活之间,既保护了她不受风和尘土的侵扰,又维护住了她和阳光的美好关系。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些下午的时刻,阳光被对面的山坡挡住以后,李秀英伫立在窗前,望着山那边天空里的红光,仿佛被遗弃似的满脸忧郁,同时又不愿接受这被遗弃的事实,她轻声告诉我:“阳光是很想照到这里来的,是山把它半路上劫走了。”她的声音穿越了无数时光来到我现在成年的耳中,似乎让我看到了她和阳光有着由来已久的相互信任。而那座山就像是一个恶霸,侵占了她的阳光。整日在外忙忙碌碌的王立强,并不只指望我能够干活,他似乎希望我在屋内的响声,可以多少平息一点李秀英因为孤单而出现的忧伤。事实上李秀英并不重视我的存在,她喜欢用过多的时间来表达对自己的怜悯,而用很少的心情来关心我,她总是不停地唠叨自己这里或那里不舒服,可当我提心吊胆地出现在她面前,期待着自己能为她干些什么时,她却对我视而不见。有时候我的吃惊,会引起她对自己疾病的某种不可思议的骄傲。我刚到她家时,看到她在屋内地上铺着泛黄的报纸,上面晒着无数小白虫。患病的李秀英胡乱求医,那些可怕的小白虫是她新近得到的一道偏方。当这个憔悴的女人将小白虫煮熟后,像吃饭似的一口一口十分平静地咽下去时,站在一旁的我脸色灰白。我的恐惧竟然引起了她的得意,她向我露出了神气十足的微笑,不无自得地告诉我:“这是治病的。”李秀英虽然自我得让人时常难以忍受,她在骨子里却是天真和善良的,她的疑神疑鬼是女人的通病。我刚去时,她总是担心我会干出一些对她家极为不利的事,所以她考验了我。有一次我在擦另一个房间的窗户对,发现窗台上有五角钱。我吃了一惊,五角钱对当初的我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当我将钱拿去交给她时,显然我的吃惊和诚实使她如释重负。她明确告诉我,这是对我的考验。她用令人感动的声调称赞我,她那过多赞美词语的称赞,使我当时激动得都差点要哭了。她对我的信任一直保持了五年,后来我在学校遭受诬陷时,只有她一个人相信我是清白的。身强力壮的王立强一旦回到家中就显得死气沉沉,他经常独自坐在一边愁眉不展。曾经有一次,我来到他家的第一个夏天,他让我坐在窗台上,仔细地向我讲述山坡那边有一条河,河上有木船,这样简单却使我铭心刻骨的景象,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温和的男人,可他有时候的语言十分恐怖。他有一个非常喜爱的小酒盅,作为家中唯一的装饰品被安放在收音机上端,他为了让我重视酒盅,很严肃地告诉我,如果我有朝一日打破了酒盅,他就会拧断我的脖子。当时他手里正拿着一根黄瓜,他咔嚓一声扭断了黄瓜,对我说:“就是这样。”吓得我脖子后面一阵阵冷风。在我接近七岁的时候,生活的变换使我仿佛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应该说我那时对自己的处境始终是迷迷糊糊,我在随波逐流的童年,几乎是在瞬间的时间里,将在南门嘈杂家中的孙光林,变换为在李秀英的呻吟和王立强的叹息里常受惊吓的我。我是那样迅速地熟悉了这个名叫孙荡的城镇,最初的时候我每天都置身于好奇之中。那些石板铺成的狭长街道,让我觉得就如流过南门的河一样不知道有多长。有时候在傍晚,王立强像个父亲那样牵着我的手走过去时,我会充满想象地感到这么走下去会到北京的,往往是在那时,我突然看到自己走到家门了,这个疑问曾经长时间地困扰着我,我一直是往前走的,可最后总是走到了家门口。孙荡镇上的那座宝塔是我最惊奇的,宝塔的窗户上竟会长出树木来。这一景象延伸以后,有一次我古怪地觉得李秀英的嘴上也可能会长出树木,就是不长树木,也会长出青草。街道上的石板经常会发生翘来翘去的声响,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使劲往一侧踩去,另一侧就会涌出一股泥水。这个游戏曾经长久地迷恋着我,一旦获得上街的机会,我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样的游戏之中。当时我是多么想把泥水溅到过路人的裤子上,我用胆怯禁止了自己的小小欲望,没有出现的后果向我描叙了自己遭受惩罚的可怕情景。后来我看到三个大男孩,将一排放在各家门前的便桶盖扔上了天空。便桶盖在空中旋转时简直美妙无比,几个遭受损失的成年人从屋里冲出来只是破口大骂而已,而那三个孩子则是大笑地逃跑了。我突然发现了逃跑的意义,它使惩罚变得遥远,同时又延伸了快乐。因此当一个穿得漂亮整洁的女孩走过来时,我使劲踩向了一块翘起的石板,泥水溅到了她的裤子上,我自己开始了预先设计好的逃跑。要命的是我实现内心的欲望之后,快乐并没有来到。那个女孩没有破口大骂,也不追赶我,而是站在街道中央哇哇大哭。她长久的哭声,使我经历了长久的胆战心惊。就在这条街道拐角的地方,住着一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他用嘴巴在一根竹竿上能吹出歌声来,这对当初的我就如宝塔窗户上长出树木一样奇妙。他经常双手插在裤袋里在街上闲逛,和一些认识的成年人打着招呼。这个大孩子体现出来的风度,曾让我默默仿效过。当我也将双手插进裤袋,努力作出大摇大摆的样子时,我得意洋洋塑造出来的形象,却被王立强用训斥给葬送了。他说我像个小流氓。这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在吹出美妙的笛声之后,还能惟妙惟肖地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当我和其他一些馋嘴的孩子拚命奔跑过去后,看到的不是货郎,而是坐在窗口哈哈大笑的他。我们上当受骗后一脸的蠢相,使他过于兴奋的笑声不得不在急促的咳嗽里结束。尽管屡屡上当,我依然一次次奔跑过去。我被声音召唤着盲目和傻乎乎地跑去,为的是让他取笑我。有一次我窘迫地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上了他的当,他当时快乐的笑声使我小小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对他说:“你吹出来的一点也不像卖糖的。”我故作聪明地告诉他。“我一听就知道是假的。”不料他笑得更厉害了,他问:“那你跑什么?”我立刻哑口无言,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我一点准备也没有。后来的一天中午,我上街去买酱油遇到他,他又变了个法子让我受骗,那时他已从我身边走过去了,他突然站住叫了我一声。然后俯下身,翘起屁股让我看看他的裤子是不是拉破了。他黑色的裤子在屁股上补了两块暗红的补丁,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他的圈套,将脸凑近他那猴子似的红屁股,我告诉他没有拉破。他说:“你再仔细看看。”我仔细看了还是没有拉破的地方。他说:“你把脸凑近一点看看。”当我把脸几乎贴到他的屁股上时,他突然放了一个响亮的臭屁。把我熏得晕头转向,而他哈哈大笑地走去了。虽然他一次次捉弄我,可我依然崇拜他。蜂拥而来的全新生活几乎将我淹没,使我常常忘记不久前还在南门田野上奔跑的自己。只是在有些夜晚,我迷迷糊糊行将入睡时,会恍惚看到母亲的蓝方格头巾在空气里飘动,那时突然而起的悲哀把我搞得焦急万分,可是睡着以后我又将这一切遗忘。有一次我曾经问过王立强:“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当时王立强和我一起走在傍晚的街道上,他拉着我的手,走在夕阳西下的光芒里。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给我买了五颗橄榄,然后才告诉我:“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回去。”深受妻子疾病之苦的王立强,在那时抚摸着我的头发,声音忧郁地告诉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念书。如果我做到了他的要求,他说:“等你长大了,我就为你找个强壮的女人做妻子。”他这话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他会奖给我什么呢,结果是个强壮的女人。王立强给了我五颗橄榄以后,我就不再着急着要返回南门,我不愿立刻离开这个有橄榄可吃的地方。只有一次我显得异常激动,一天下午,一个将书包挂在胸前,双手背在身后的孩子让我错误地看到了自己的哥哥。那时我突然忘记了自己是在孙荡,仿佛回到了南门的池塘边,看着刚刚上学的哥哥耀武扬威地走着。我向孙光平呼喊着奔跑过去。我激动的结局却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转过头来,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早已离开南门,这突如其来的现实使我非常悲伤。那一刻是我最想回到南门的时候,我在呼啸的北风里哭泣着往前走去。一个十月一日出生名叫国庆的男孩,和另一个叫刘小青的,成为了我幼时的朋友。现在我想起他们时内心充满了甜蜜。我们三个孩子在那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行走,就像三只小鸭子一样叫唤个不停。我对国庆的喜爱超过刘小青,国庆是个热衷于奔跑的孩子,他第一次跑到我面前时满头大汗,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孩子充满热情地问我:“你打架很厉害吧?”他说:“你看上去打架很厉害。”我对刘小青的喜爱,是由他哥哥迷人的笛声建立起来的。他和那个戴鸭舌帽大孩子的兄弟关系,使我对他的喜爱里渗满了羡慕。和我同龄的国庆,小小的年纪就具有了领导的才能。我对他的崇拜,是因为他使我的童年变得多彩多姿。我忘不了他带领我和刘小青站在河边等待波浪的情景,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波浪会给予我如此奇妙的享受。我们三个孩子以一定的距离站成一排,在那夏天的河边,轮船驶过以后掀起的波浪推动着我们赤裸的脚,我看着波浪一层层爬上我的脚背。我们的脚就像泊在岸旁的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可是在这时候我要回家了,我要去擦窗玻璃,去拖地板。当国庆和刘小青看着远处的轮船逐渐驶近,第二次波浪即将来临时,我却被迫离开波浪,用我童年的速度奔跑回家。另一种让我难忘的享受是登上国庆家的楼房,去眺望远处的田野。那时候就是在城里,也只是不多的人家住楼房。我们向国庆家走去时因为激动,我和刘小青像两只麻雀那样叽叽喳喳。国庆则表现出他作为主人的风度,这个孩子走在我们中间时时用手擦一下鼻子,以成年人的微笑来掩饰他孩子的骄傲。然后国庆敲响了一扇屋门,门只是打开了一点,我看到了半张全是皱纹的脸。国庆响亮地喊了一声:“婆婆。”门打开到让国庆能够进去的宽度,我看到了里面的灰暗,和这个身穿黑衣老太太的全部的脸。她的眼睛以她年龄极不相称的亮度看着我们。在我面前的刘小青准备进去时,她迅速将门重新关成一条缝,只露出一只眼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她喑哑的声音:“叫一声婆婆。”刘小青叫了一声后就走进去,下面轮到我了。依然是一条缝和一只眼睛。这个老太太让我吸了一口冷气。可是国庆和刘小青已经踩着楼梯上去了,我只能颤抖地叫一声。我获准进入了那一片灰暗,老太太将门关上后,只有楼梯顶端有一圈亮光。我上楼时始终没有听到她走开的脚步,我知道她正用皱巴巴的眼睛看我,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此后的两年里,我每次怀着幸福的心情前往国庆家中时,都对自己要越过这个老太太灰暗的关卡而恐惧。那常常让我做恶梦的脸和声音,在路上就开始折磨我。我必须用和国庆趴在楼上窗口这无比的幸福来鼓励自己,才有胆量去敲响那扇屋门。有一次我敲响屋门后,这个老太太出乎意料地没有让我叫她一声婆婆,而用神秘的微笑让我走了进去。结果这一次国庆没在家中,当我提心吊胆走下楼梯时,老太太像逮住小鸟一样逮住了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入了她的房间。她湿漉漉的手掌使我全身发抖,可我不敢有半点反抗的举动,我整个地被吓傻了。她的房间倒是很明亮,而且一尘不染。墙上挂着许多镜框,里面黑白的像片让我看到了一群严肃的男女老人,竟然没有一个在微笑。老太太轻声告诉我:“他们全死了。”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是怕他们听到似的,使我不敢出一口大气。随后她指着一张胡须很长的像片说:“这个人有良心,昨晚还来看我呢。”一个死人来看她?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她对我的哭声深表不满,她说:“哭什么,哭什么。”接着她不知指着哪张像片又说:“她不敢来,她偷了我的戒指,怕我向她要回来。”这个我童年记忆里阴森的老女人,用阴森的语调逐个向我介绍像片上的人以后,才让我离开她那间可怕的屋子。后来我再也不敢去国庆家中,即使有国庆陪伴我也不敢接近这个恶梦般的女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她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她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同时被两者抛弃。我第一次登上国庆家的楼房,是那样惊讶地看到远处的一切。仿佛距离突然缩短了,一切都来到眼皮底下。田野就像山坡一样,往上铺展开去,细小走动的人让我格格笑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真实感到,什么叫无边无际。国庆是一个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当的孩子,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口袋里放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帕。我们站成一队上体育课时,他常常矜持地摸出手帕擦一下嘴。他那老练的动作,让鼻涕挂在胸前的我看到发呆。而且他像个医生那样拥有自己的药箱,那是一个小小的纸板盒,里面整齐地放着五个药瓶。他将药瓶拿出来向我介绍里面的药片治各类疾病时,这个八岁的孩子显得严肃和一丝不苟,我崇敬的眼睛看到的已不是同龄的孩子,而是一位名医。他总是随身携带这些药瓶,有时他在学校操场上奔跑时会突然站住,用准确自信的手势告诉我,他身上哪儿患病了,必须吃什么药。于是我跟着他走进教室,看着他从书包里拿出药箱,打开瓶盖取出药片,放入嘴中一仰头就咽了下去。就那么干巴巴地咽下去,他都不需要水的帮助。国庆的父亲,是个令我生畏的人,在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时会走向他的儿子。那时我的同学就充满激情了,他清脆的嗓音滔滔不绝,他会仔细询问父亲不舒服的来龙去脉。直到父亲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他才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废话,改用熟练的动作打开他那神圣的纸板盒,手在五个药瓶上面比划了几下,就准确地拿出了父亲需要的那种药。当他将药递过去时,就不失时机地向父亲要五分钱。那一次他父亲答应了准备去取钱时,他迅速地递上去一杯水,体贴地让父亲吃药,自己走过去把手伸入父亲扔在床上的衣服口袋,伸出来后向父亲展示了五分的硬币,然后放入自己口袋。当我们一起向学校走去,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五分硬币。国庆是一个慷慨的同学,他告诉我另一个五分是为我拿的。随即他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们一人吃一根冰棍。我一直没有见过国庆的母亲,有一次我们三人在旧城墙上玩耍,挥舞着柳枝在黄色的泥土上奔跑,用呐喊布置出一场虚构中的激战。后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是刘小青突然问起了国庆的母亲。国庆说:“她到天上去了。”然后他指了指天空:“老天爷在看着我们。”那时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到幽深无底,天空在看着我们。三个孩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笼罩着,我内心升起一股虔诚的战栗,辽阔的天空使我无法隐藏。我听到国庆继续说:“我们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它。”对国庆母亲的询问,所引发出来对天空的敬畏,是我心里最初感到的束缚。直到现在,我仍会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追踪着,我无处可逃,我的隐私并不安全可靠,它随时面临着被揭露。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国庆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话题是如果用麻绳将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绑起来爆炸,地球会不会被炸碎。这个问题最先来自于刘小青,他想出用麻绳捆绑原子弹,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时不由微微一笑。我清晰地记起了当初刘小青说这话时的神态,他是将快要掉进嘴巴的鼻涕使劲一吸,吸回到鼻孔后突发奇想说这番话的。他吸鼻涕的声音十分响亮,我都能感觉到鼻涕飞入他鼻孔时滑溜溜的过程。国庆支持了刘小青,他认为地球肯定会被炸碎,最起码也会被炸出一个可怕的大洞。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一阵狂风刮得在天上乱飞乱撞,而且有一种吓人的嗡嗡声。就像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样,鼻子上有洞,说起话来嗡嗡地有着北风呼啸的声响。我不相信地球会被炸碎,就是一个大洞我也认为不可能。我的理由是原子弹是由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原子弹小地球大,大的怎么会被小的炸碎?我激动地质问国庆和刘小青。“你们能打败你们爹吗?打不败。因为你们是你们爹生的。你们小,你们爹大。”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三个孩子走向了张青海,那个打毛衣的男老师,指望他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那是冬天的中午,我们的老师正坐在墙角里晒太阳,他织毛衣的手滑来滑去,像女人的手一样灵巧。他眯着眼睛听完我们的讲叙后,软绵绵地训斥道:“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会把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我们争论的是科学,他却给了我们政治的回答。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争吵,到后来成了攻击。我说:“你们懂个屁。”他们回报我:“你懂个屁。”我那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他们发出很不现实的威胁,我说:“我再也不理你们啦。”他们说:“谁他娘的要理你。”此后的时间里,我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威胁承担后果。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不再理睬我。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是两个人,我只是一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可以坚定地不理我,我则是心慌意乱地不理他们。我开始独自一人了,我经常站在教室的门口,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兴奋地奔跑。那时我的自尊就要无情地遭受羡慕的折磨。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他们走上前来与我和好如初,这样的话我既可维护自尊,又能重享昔日的欢乐。可他们走过我身旁时,总是挤眉弄眼或者哈哈大笑。显而易见,他们准备长此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损失。对我就完全不同了,放学后我孤单一人往家走去时,仿佛嘴中含着一棵楝树果子,苦涩得难以下咽。过久的期待使我作为孩子的自尊变得十分固执,另一方面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又越来越强烈。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让我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胁。我选择了国庆回家的路上,我飞快地跑到了那里,等着他走来。国庆是一位骄傲的同学,他看到了我时摆出一副坚决不理睬的样子。而我则是对他恶狠狠地喊道:“你偷了你爹的钱。”他的骄傲顷刻瓦解,我的同学回过头来冲着我喊叫:“我没有,你胡说。”“有。”我继续喊道。然后向他指出就是那次他向父亲要五分钱,结果却拿了一角钱的事。“那五分钱可是为你拿的呀。”他说。我可不管这些,而是向他发布了威胁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我要去告诉你爹。”我的同学脸色苍白,他咬着嘴唇不知所措。我是这时候转身离去的,像一只清晨的公鸡那样昂首阔步。我当时心里充满了罪恶的欢乐,国庆绝望的神色是我欢乐的基础。后来我也以近似的方式威胁了王立强,那个年龄的我已经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威胁使我在自尊不受任何伤害的前提下,重获昔日的友情。我用恶的方式,得到的则是一种美好。翌日上午,我看到国庆胆怯地走过来,用讨好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楼上去看风景,我立刻答应了。这一次他没叫上刘小青,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走去的路上,他轻声恳求我,别把那事告诉他父亲。我已经获得了友情,又怎么会去告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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